|
|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传统是长于记叙，短于理论。真的如此吗？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以其主编的一部洋洋130万言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本书以充分的论证表明，中国古代不但有历史理论，并且源远流长、丰富厚重。在3月10日由安徽人民出版社、中华读书报、文摘报主办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学者座谈会上，10余位学者对这部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张岂之（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本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形成的过程与标志。该书指出，在先秦史学中，历史理论方面提出天人关系、民族与文化关系、兴亡之辩与历史鉴戒的关系。在两汉史学中，上述关系从理论上进一步提升，出现了完整的历史著作，司马迁、班固和荀悦的著作就是其中的代表。
到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又增加了关于国家职能、民族与民族关系等大问题的探讨。隋唐时期“海内一统”的历史理念，以及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等，都为历史理论增添了新的成果。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时期，关于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兴衰治乱及历史人物的研究更加深化。
宁 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这部著作中有一些章节讲君主论、国家职能和君主专制主义的一些问题，这些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古人对这些问题的论述非常丰富。集中梳理一下古人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来龙去脉，对弄清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怎么形成的，具有什么特点，在两千年中有什么样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历史起了什么作用，以及我们应该对它进行怎样的清理批判等问题，是很必要的。
施 丁（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部大作立足于实，抓住了本，匠心在意。立足于实，指作者对中国古代一些主要的历史理论问题，较为系统地进行梳理、分析、论说，言之有物，结论明确；抓住了本，本是指民。古代哲人多谈“天”，不免于玄；古代史家着重于“人”，脚踏实地。本书作者明乎此点，故又立专章，谈“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地位”，这就是抓住了本；匠心在意，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一些问题，此书所论，不仅自成一体，而且多有新意。
田居俭：（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出现了一个误区，即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史学发达，历史理论薄弱又滞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者们结合中国古代历史运动的实际悉心考察，对先人的历史观念和话语体系进行梳理和分析，发掘并提炼历史理论，总结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的特点。实践证明，研究者们一旦认识和把握了这个特点或传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光芒就会冲击认识上的误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也会随之走进柳暗花明的境地。
本书通过系统、缜密的研究，回答了中国古代史学有无历史理论的问题之后，又按照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脉络、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从零星、纷纭的思想见解中清理出若干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并逐一条分缕析、深刻阐述，从而揭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产生、发展、繁荣的基本规律。
邹兆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书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应该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本书提出历史理论应该研究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历史观层面的问题，另一个是研究历史实践方面的问题。二是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的关系问题。本书提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未尝离事而言理”，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家讲历史理论都不脱离讲历史事实。三是历史理论的研究方法，就是要以连贯的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理论领域的问题，就是改换视角，把“横观”变为“纵览”。
于 沛（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本书编写者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有三种主要存在形式：一是存在于历代正史之中，二是存在于各种文集、总集、文选、奏议、书信之中的独立的历史评论中，三是历史评论的专书中。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既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表现出共同性，同时因文化背景、生态环境和历史传统等的不同，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些论述并非空泛议论，而是论从史出，因而有较强的说服力。
乔治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著述应当解答一些原先存而未决的问题，这叫做取得学术性“突破”。学术著述的另一功能也不应忽视，就是要提出一些重要的新问题和最初的解决方案，这同样是创新，而且还可能是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创新。本书在这两方面均有明显建树。
李振宏（河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这部著作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做了系统而深入的揭示与梳理。论著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归结为九个重大专题，即中国古代对人、天及其人与天的关系诸问题的认识；历史观中关于历史如何发展问题的认识；关于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的认识等。编著者第一次把以往未经论证的类似科学假设性的见解，变成了经过详细论证而被证明了的科学结论，为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建树了又一块丰碑。
彭 卫（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本书作者看来，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探索的连续性，即对一些核心问题关注的代代相继，这些问题包括天与人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君主与国家的关系、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兴亡与历史鉴戒的关系，等等。作者不仅用对这些问题“探索的连续性”概括，有说服力地解释了中国古代历史学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非零星思考或理论片段，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那些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根本性问题。
马宝珠（《文摘报》总编辑）：历史人物评价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从本书的论述中，我们得以了解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发展脉络：先秦时期重“礼”与“仁”；秦汉时期重“义”与“功”；魏晋以来重名节与人伦；两宋时期受理学影响有局限性，但也有反理学的标准，即主张从历史的具体过程进行评价；明代强调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影响的大小；清代提出“因时度势”“义理与时势相结合”“实事求是”的评价标准。因此，本书为后人认识前人及其社会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属性的方法做出了理论概括。
李红岩（《历史研究》副主编）：我们常听说的一种论调，是古代中国只有史学思想，没有历史理论。这一看法，追根溯源，至少可点到黑格尔。黑氏认为中国人“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此论影响所及，遂给后人一种印象，即只有建构一套超越历史的逻辑系统的历史哲学，才配称之为历史理论。本书作者不赞同这种看法，指出：“历史理论是在历史层面上阐述理论问题，历史哲学是在哲学层面上阐述理论问题。”这就表明，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的审视对象虽然是同一个，但立意与归宿点并不一样。
如果说张岱年先生建立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体系，那么，瞿林东教授则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范畴体系。本书每一卷的每一章，实际选取的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历史理论范畴。作者用真切的事实回应了黑格尔所谓中国人“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的王国”的无知妄语。
胡正义（安徽人民出版社社长）：本书具有很强的前沿性和创新性，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十分突出。它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领域，彰显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丰富、特点和魅力，对于加强当代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彰显中国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华读书报》3．28）
|
|
|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光明日报主办 |
全文检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