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多研究北京、介绍北京的书中经常会出现一个词——“北京人”。北京人在被人们提及的时候，得到的评价往往是褒贬不一。从正面说，北京人大气、大度，见识广、重礼仪。从负面上说，北京人傲气、忒“大爷”，侃起来山南海北，做事上一事无成。凡此种种，颇具争议。仔细琢磨起来，这种“北京人”的概念，与清代前期北京人口的结构有很大关系。

    顺治朝实行旗民分城而居的政策，这一政策给北京城市的人口结构带来了变化，使旗人成为了北京城人口的主体。而这个被国家恩养起来的特殊群体，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特有的生存环境，对于后世北京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入主中原以后，八旗兵丁改为常备军，由国家统一供养。而驻扎在北京内城的八旗官兵，除了按照顺天府的地方管理之外，内城还分别设立了八旗都统衙门，管辖各旗官兵。八旗都统除了军事指挥和隶属管理之外，还负责旗人的户籍、生计、差事、养赡以及婚丧嫁娶等，几乎涵盖旗人生活的所有内容。但实际上，八旗制度对旗人而言，既是国家恩养，也是严重的人身约束。从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都强调，“我朝发祥以来，列圣垂训，八旗兵丁均以弓箭为生，必须永远遵行”。八旗兵丁除了军事训练和征战疆场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谋生之技，不需要有，也不能有。时逢征战，八旗兵丁的作用当然显著，但是在“太平盛世”，八旗官兵则无所事事。而且旗人的活动范围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旗人未经许可不得擅离本旗驻防区域20公里。说白了，京城内的八旗兵丁被北京厚厚的内城城墙“圈养”起来了。

    这种“圈养”的生活环境和数量庞大的八旗官兵及家眷，他们的思想、信仰、爱好、生活起居以及交际形式等，都有其显著的特点，久而久之，很多信仰、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便成为后来北京人的基本特质。

    清王朝的统治者唯恐旗人忘记祖宗，而满洲人信奉的萨满教具有很强的信仰威慑，于是，在京城旗人之中，祭祖、祭诸神等祭祀活动极多，远远超过了汉族居民的祭祀频率。祭祀多，自然就讲求祭祀礼节，反映在旗人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对礼节的讲究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久而久之，“讲礼儿”便成为北京人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满洲人的起源有着明显的领主氏族痕迹，亲宗族、重血亲，崇敬先人、尊重长辈等长幼尊卑的观念非常突出。长期居于北京的旗人，每日早起，晚辈要给长辈请安，出门也要向最长者告假或辞行，外出回家后，也要先问安禀报，长辈少不了要问讯一番。晚辈和长者说话，通常都是一口一个“您”。吃饭、出行，乃至在院子里晒太阳、纳凉，也得恭让长辈和年长者。长辈和年长者，对晚辈也呵护有加，格外怜爱，要时不时地规劝和教诲，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传授给后生晚辈。慢慢地，这也成为北京人日常生活起居的基本礼数。

    时下人们谈及北京人，常常认为北京人个性上很“大爷”，往往是坐而论道，侃侃而谈，但是动起手来却差得远。这和旗人的生活模式有一定的关联，旗人有皇家的“铁杆庄稼”，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耕耘，使得他们有资格、有经济实力去坐而论道，再加上旗人在天子脚下，见多识广，谈吐之中自然气宇轩昂。时间长了，这样一种“爷”的概念便渗透到北京人的骨子里。

    然而很多人对北京人称“爷”的含义理解有误。特别是今天北京的语言中，有能言善语的“侃爷”、有蹬车的“板爷”、做买卖的“倒爷”、溜门撬锁偷东西的“佛爷”。有人把这里说的“爷”和“爷爷”等同，觉得北京人都爱充大辈，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旧北京的“爷”与京城旗人也有直接的关系，旗人讲究平辈之间也要注重礼节，都要有尊称，“爷”便是尊称，类似于我们尊称“先生”。

    （《史说北京》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史研究会、首都图书馆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