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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讲 人：孙皓晖（作家）
演讲题目：中国原生文明的创新特质
演讲地点：文汇讲坛
中国原生文明分七个阶段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可以划成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前三千年历史，是我们的原生文明时期。它是我们的文明高地时代，也是我们文明的根基时代。
中国原生文明历经了七大时代：五帝时代、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帝国。每个时代在以社会制度为核心的文明形态上都有创新，到秦达到原生文明的最高峰——民族统一，文字统一，疆域统一，由此创造性地统一了中国文明，此后历朝历代不断完善直到今天。
五帝时代创造了独有的禅让制
五帝时代创造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禅让制。尧舜禹的禅让实践非常典型，它的根本是在对社会民意共同认可基础上选贤。这个基本的价值观，在之后的几千年中得到弘扬光大。《吕氏春秋》中有“天不私覆，地不私载”以及“贵公去私”理念，到孙中山发展为“天下为公”。总体上说，禅让制是国家文明形成之前的“公天下”意识，也是传统文明最基本的价值观之一。
大禹治水是我们走向国家文明的大转折时期。在大禹13年治水过程中，社会组织形式有了创新，产生了国家要素的雏形，有半军事化管理、粗浅的法律、司法权威、远古的监狱等；把天下划分九州，对我们的生存地理环境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对人群有了分地而治的雏形。
另一创新是井田制的出现。井田制开创了远古时代成熟稳定的农耕经济。井田制是对共同居住区域的家庭和劳力平均分配土地，防止从高地、洞穴、山地中来到平原的治水人群重新争夺土地，其制度本质接近于国家威权体制下对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
大禹治水后，禅让制也出现了动摇。禹禅让于伯益，但禹的儿子启发动政变，诛杀了伯益，迫使伯益族群离开腹心地域，从而开创了夏王朝。由此，我们跨入了国家文明时代。
夏商周为秦王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夏代的国家形式极为粗简，创立了雏形的邦联制。其主要特征是绝大多数诸侯非天子直封，更多诸侯是部族、氏族自立政权而被王权认可。
商代诸侯制比夏代有所进步，接近于半邦联制和半联邦制。商代直封的诸侯多了，但基本面与夏代无异。商代基础的创新，在于私商活动的发明普及，其私商活动作为文明基因也在之后蓬勃发展。战国时代的大商人，许多都是殷商后裔。
西周200多年中对中国政治文明最大的创新，是建立了紧密的联邦制国家。西周几乎所有的诸侯都是王权直接分封，西周王朝对诸侯治权的干预，远远强于夏商两代。
西周的礼治是国家治理方式的创新
西周另一个创新是实行了礼治，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影响至为深远。春秋时代的孔子感叹“礼崩乐坏”，终身致力于恢复周礼。
礼治体系最大的特征，是它成为凌驾于法律体系之上的最高国家规范。礼制规范渗透于各个领域，军中仪式、庙堂议事、人际交往等等。实际上，夏商周三代都有法律，夏代有“禹刑”，商代有“汤刑”，周有“吕刑”，但由于礼治至高无上，法治便处于第二级规范。这是礼治社会。对后世而言，礼治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礼仪传统。
礼治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却迅速衰落了。因为，礼治文明最大的缺陷，是它作为社会规范的难以操作性；同时，可施行的人口阶层太有限，只能在贵族阶层实施，而无法在民众中实施。孔子说的礼不下庶人，实际上是说民众无法实现礼治要求。比如祭祀礼要有猪牛羊三牲，婚礼有数以千计的环节，老百姓无法做到。所以，镐京事变后，周礼就迅速地崩溃。
春秋战国时代的遗产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
春秋时代，是我们民族在五千年历史中创造性最为强大的时代。举凡军事、政治、经济、民生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古典文明的最高峰。最鲜明的一个特征是，春秋战国500余年，变法运动一浪接一浪向前推进，从来没有中断。其中，以商鞅变法最为深刻，创造了战时法治文明，使秦国不断强大，最终实现了统一中国，统一中国文明。
同时，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思想大爆炸，也是人类古典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原典大创造现象。百家争鸣，奠定了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多元性的根基特征。后来的“独尊”，则显然削弱了这个多元化根基，使我们民族的精神生命状态不断衰减。
秦帝国时代最大的创造是统一了中国文明。古老的分治状态，古老的联邦制国家，从此走进了历史；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统一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从此成为我们的稳定的文明形态。
（《文汇报》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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