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加拿大记者、学者道格·桑德斯从欧洲出发，到印度次大陆、中国和北美，深入接触包括来自肯尼亚和里约热内卢的底层平民，最终完成《落脚城市》一书。近日，桑德斯在上海接受了记者专访。

    政治家通常根据居住地域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人口，一类是农村人口，现在的趋势是，很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努力在城里生存扎根下来。这个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发生的，通常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城中村或者贫民窟的存在，就为这些农村人口能够在城市里生存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和空间，它一头在城市，一头通过里面的农村人口联系着农村。

    如果我们去摧毁贫民窟和城中村，把它当作城市毒瘤切除掉，最后遭到摧毁的不只是这片区域，同时摧毁的还有乡村。这些城中村的农村人口，他们也为城市提供了诸多服务，他们的确希望子女能留在城市，希望下一代在城市接受好的教育，但是随着城中村的摧毁，这些都成了泡影。

    解决农村问题不能只实施针对农村的政策，我们通常的手段是用城市反哺农村，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手段是推动人口流动，把更多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给予他们充分的权利。

    在我看来，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就像一种毒药，对城市对农村都是如此。在中国，户口的存在确实阻碍了社会流动。因为户口的存在，中国的流动人口主要是指农民工，他们的家庭分离状况要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因为户口跟接受教育的机会、社会福利联系在一起，最后的结果是家庭成员长期分离。这种状况同样也会制约经济发展。

    在我的书里，倾向于把贫民窟和城中村这一形态区域当作农村和城市发展的一个引擎，例如，如何让贫民窟发挥更大的社会功能，为了让它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应该做什么等等。

    （《东方早报》4.13 石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