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书人,自宋儒以来,道德感太深,道德范围太窄,又过度以天下为己任。因此,一天天严肃,脸部肌肉也日益僵硬。这一僵硬,这一紧绷,遂绷坏了民族的气运,也绷出了中国文明之衰微。百年来,延续宋儒之紧绷,加上救亡图存之压力,这“重责大任”,“压迫”得知识分子脸部更加扭曲。于是,他们开始慷慨激昂,渐渐地,转成了愤懑乖戾。
性情,是一切之根本。说句知识分子不爱听的话,百年来生灵之涂炭,关键原因,是读书人性情之失其正。他们始终以为,中国的问题,是制度法治尚未建立。殊不知,问题的根本,是因人坏,是因性情扭曲,并非制度多有不足。
制度与法治,从来就不是清末以来知识分子想象的那般重要。昔日秦朝暴虐,但刘邦在建国之初,却全然沿袭嬴秦制度,照样开出了两汉盛世。刘邦凡事看得开,最有中国人该有的宽、厚、通、豁,于是,豁然大度,知人善任,没有读书人的酸腐,更没有读书人常犯的意必固我。正因有此好性情、好气度,故而连秦朝的暴虐,都伤害不了他;反倒那群满嘴仁义却性情偏狭的所谓儒者,最后多被踏杀。
昔日子路问“君子”,孔子答曰,“修己以敬”;子路追问,“如斯而已乎?”孔子又答,“修己以安人”;子路续问,“如斯而已乎?”孔子最后回答,“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修己”,才是一切的根本。今日知识分子,因为“五四”包袱过深,都忘了要修身,忘了要有个好性情。一旦读书人重新知道“修己以安人”,重新担当真正引领的角色,不必成天议论,不必忧心忡忡;只要他们脸上的躁、怒、愤、戾,经此一转,渐渐化成了中国人最该有的宽、厚、通、豁,那么,一个真正的盛世,就指日可待了。
(《人间随喜》薛仁明著 同心出版社2012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