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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在中国的引进
1912年，一份《民国元年学科设置及课程安排》让许多人心头为之一震，北京大学新设哲学门（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主要课程包括：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认识学、社会学、西洋哲学概论、印度哲学概论、教育学等。而1903年张之洞修订《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奉行的依然是“忠孝为本”“经史为基”，在张之洞看来，“哲学”这一来自异域的名称，会对中国已有的秩序产生危险。
如何为这一西方的名词赋予中国的内容，是更令人称奇的事情。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东西文化、新旧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命运，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出路。
胡适开创了援引西方哲学整理中国哲学材料并由此创建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模式，但没有真正揭示中国哲学的根本特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和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撰写与出版，则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创建已具规模，真正奠定了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学科的基础。从此，中国哲学学科日趋成熟，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哲学这门智慧之学、群学之源，以虚怀纳善之真诚、精进不已之大勇，对中国文化及其现代命运予以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
1917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来了一位新主任，他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还最早开设唯物史观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他就是李大钊。一时间，北大成为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此影响下，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共产党创立。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大学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传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1957年初，毛泽东亲自点名，调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冯定到北京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这是当时北大唯一一位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他积极参与制定哲学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一体”、以中西哲学史为“两翼”的办系方针，为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逐步成熟起到了关键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后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迅速崛起，其治学方式以扎实的文本和哲学史研究为基础，注重经典思想的客观解读、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和理论创新。
中西哲学的交流
自北京大学哲学门成立起，北京大学就成为国内引进、研究和传播西方哲学的主要场所。蔡元培、张申府、梁漱溟、张颐、朱光潜、郑昕、贺麟、洪谦、金岳霖等，一连串闪光的名字与康德、杜威、罗素、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大家联系在一起，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由此知道了德国古典哲学、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生命哲学、维也纳学派等等西方哲学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从“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以及“人道主义”争论引起的“回到康德”思潮，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象学运动，90年代的政治哲学思潮，西方哲学的涌入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注入了大量的新元素，也为许多中国知识人理解、研究中西传统社会和现代世界开启了新思维。
哲学家的责任
“父亲的哲学不是空谈哲理，也不是书斋里的机锋，他要‘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建设新国家的营养，永远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临终前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写的仍是张载的那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的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回忆自己的父亲时所写下的一段充满感情的话，“听人说有哲学教师讲张载四句竟至泪下，可知怀有为国为民安身立命这种情怀的人并非少数。”
从20世纪初的东西方文化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真理标准大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都闪烁着哲学的力量和哲学家的责任，体现出哲人“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的情怀。
今天，回望“哲学门”，重温百年历程，前行的步伐更加坚定。
（《光明日报》10.22 薄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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