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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寂静无名的天宫乡最近来了很多记者，这是因为38岁的副乡长戴彬参加了江苏卫视的征婚节目《非诚勿扰》，却被台上24位女嘉宾全体灭灯，黯然离场。
有此遭遇的男嘉宾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戴彬一夜之间在网上走红？
电视里的副乡长
10月20日晚，当身穿花格衬衣、鸡心领蓝色毛背心和白裤子的戴彬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这次看似普通的征婚经历会迅速发酵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他参加的节目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
身高1米72的戴彬当晚第三个出场。据介绍，戴彬来自四川省南充市阆中金垭镇的一个普通农家，1991年参军，2001年转业到地方，去年8月起担任阆中天宫乡副乡长。
戴彬一上台，表现得并不拘谨呆板，而是主动和女嘉宾互动，现场观众反响也不错。转折出现在他的衣着上。嘉宾主持黄菡突然提问：“我想你们那儿也不会特别冷吧，为什么穿一个毛背心呢？”戴彬的回答是他走那天的确比较冷。但另一位主持人孟非接着这个话题说：他接触过各级政府官员，穿衣服给他感觉都一样。冬天也穿一件西装，然后里边是鸡心领的羊毛衫。天比较凉的时候穿一件，天再凉一点儿穿两件，最冷的时候穿三件，然后里边还打个领带。
戴彬承认当时他很尴尬，“但是又不能显露出来”。后来他解释，这套服装是化妆师替他决定的。
紧接着，戴彬夹杂在普通话中的方言、关于唱歌的类型等，也遭到了有意无意的“调侃”。当最后选择的时候，女嘉宾的24盏灯全灭了。
如同在此前两百多期节目中亮相的上千名男嘉宾一样，即便是宣传语里所称的“第一位乡长”，戴彬的境遇并无特别之处。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
“成名”后的忙与变
10月25日上午11点多，戴彬接到阆中市长发来的短信。内容只有一句话：“戴彬，我个人欣赏你的做法。”
中午12点左右，天宫乡党委书记李成打电话通知戴彬，让他赶回乡政府接受记者采访。
当天的戴彬身穿一件圆点衬衫，外面套的依然是鸡心领毛背心，只是换成了紫色，手里拿着一个棕色手包。包里一个金边装饰的手机不停地响起。
对于采访要求，戴彬基本有求必应。他会拿起手机到屋外跟联系的记者稍稍敲定细节；如果是谈不急事情的电话，他会对着手机说：我正在接受中央来的记者采访，一会儿再谈。
下午快5点时，戴彬才赶回乡里，匆匆告诉记者他还要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当晚，在阆中滨江大道边的一个咖啡餐厅再见到戴彬时，李成也在，另一位据介绍说是阆中市委宣传部的张晓东副主任。
晚上10点多，戴彬说他累了，先回家休息去了。一共接受了多少家媒体的采访？戴彬说他真记不清了，大多都是电话采访。“记者一问，我也不好意思挂断电话。”
但他也有自己的底线。他不希望父母被打扰，不愿意公开他的个人网页，不会深谈多年恋爱不成的详细过程，也不想带着记者在身边跑来跑去地工作。
戴彬说，自己完全没想到节目播出后会走红，他的一句“乡长也是人，也需要相亲”已在网上成为“乡长体”。对于这种“繁忙”，他并没有表现出烦躁；对于相亲失败，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失望、懊恼、郁闷。
不过成了“名人”，戴彬还是有“原来小圈子被打开”的感觉。他告诉记者，那天他去参加一个会议。阆中市一位市领导老远就认出他来了，指着他说：“你是戴彬”。
关于上《非诚勿扰》之前没向上级汇报这一点，戴彬说他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没有领导说我这点做得不对。”
被惹恼的乡干部
天宫乡乡干部们却认为，以戴彬为代表的乡干部们被“调侃”了。
李成他们认为，戴彬参加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征婚栏目，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他们佩服戴彬追求个人幸福的勇气，也尊重他的个人权利。但是，他们字斟句酌找到一个“恼”字，表达他们对主持人“调侃”戴彬的不满。
乡干部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主持人调侃戴彬的穿着，二是戴彬不标准的普通话，三是戴彬被认为说“官话”。女嘉宾24盏灯全灭，更被解读为当今社会价值观分化的例证。
李成认为现在乡干部群体的公众形象已被集体扭曲，好像这是一个只会“吃、拿、卡、要”不干事的群体。“网络上的负面影响很大，个别明星演绎的小品更加重了这种现象。”
李成告诉记者，作为正科级乡干部，他一年的收入全加上不超3.5万元。他爱人是阆中市的机关干部，年收入比他还低。几年前买了一套房，刚刚还清贷款，才拿到房产证。他说，现在他家里不敢发生什么大事，如果一下要拿出三四万元的话，他就负担不起了。
此外，他每天要到乡里上班，从阆中到天宫的交通费是没有补助的。只有从乡里到村里去工作，每月补贴几十元。
谈到“不标准的普通话”，李成说，在乡里大多是跟农民打交道，肯定要用当地语言去跟农民交流。回来向领导汇报情况，再说普通话。“乡干部只能这样说话。”
至于被指“说官话”，李成和其他乡干部反问道：现在社会多元化，媒体有媒体的语言，娱乐界有娱乐界的语言，作为乡干部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
李成感觉乡干部是“在夹缝里生存”。比如国家规定贫困农民可以吃低保。国家划定了一条低保线，然后根据农民收入标准来确定，但农民的收入怎样确定？这是一个几乎没法做的工作，但是不做还不成。
李成说现在乡干部工作压力太大。他总结有五个方面：一是收入低，家庭压力大；二是权力小责任大；三是位卑言轻；四是前途艰辛；五是社会风气影响。
戴彬也一样，几年前买的房，刚还清了贷款，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
李成认为发生在戴彬身上的事情，表面看是主持人的“调侃”，往深里看是社会对乡干部这个群体的误读。他很希望媒体能帮助他们扭转这种误读。
这件事其实也还是两个字——“贫困”。阆中地区是国家贫困地区，许多人靠吃国家低保维持。他们很想改变这种状态，但这也很不容易。
干部与村民彼此之间的认同有距离。认为乡干部不干啥事的乡民不乏少数，干部们认为乡民观念陈旧的也不少。
乡长也是人，也需要相亲
回到戴彬相亲这件事情本身。38岁的他还没有结婚，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他究竟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呢？
李成说，作为乡干部，接触面窄是主要原因。工作中接触的人大多数是上了年纪、不能外出打工的老人。在天宫乡景区工作的一位小姑娘说，年轻时只顾工作耽误了，岁数大了就不好找了。
在乡间，戴彬的事情也引起了多种猜测。有人说他是要求太高，还有人怀疑他有别的什么难于启齿的原因。聊起戴彬上《非诚勿扰》征婚的事，大都听说或从网上看到了。不过他们认为这是戴彬个人的事情，不愿多谈。送记者下乡的快50岁的司机觉得，上电视栏目征婚不好。“乡里的人观念都还比较保守，不大能接受这种方式。”
对于婚事，戴彬的父母当然是很着急。前前后后他也谈过多次恋爱，最长的谈过半年。最近的一次也谈了四个多月。谈不成的原因，有时是他没看上对方，有时是对方没看上他。这其中也有双方谈得来的，但又因为对方父母的坚决反对而友好分手了。
戴彬告诉记者，他“就想找一个经商的”做自己的伴侣。他认为自己的标准并不高，所以，多年来这是他始终坚持的“唯一标准”。“其他方面就看缘分了”。
戴彬说，现在的人就要现实一点。他自己当乡干部，收入不高。父母都是农民，他不想他们再受累，接到阆中跟他一块生活，基本没有什么收入。所以，他不想再找一个收入跟自己差不多的干部、学校老师什么的。至于对方是农民还是做小买卖的，本地的还是外省的，是否结过婚是否有小孩，这些他都不挑剔。
(《北京青年报》10.28 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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