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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五十年,围绕当年剑拔弩张、最后危机化解、美苏各自决策以及让步,一些揭秘和解读逐渐浮出水面。其中,苏军“格鲁乌”上校博利沙科夫引发了国际社会关注:他创造了与肯尼迪兄弟“交朋友”的情报传奇;他为可能导致的核战争危机最终和平解决发挥了关键作用。
“私自”会见美国司法部长
格奥尔基·尼基托维奇·博利沙科夫1922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普通的铁路员工之家。1951年他第一次去美国出差,对外身份是塔斯社驻联合国记者,其真实身份则是格鲁乌少校特工。格鲁乌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俄文缩写。1959年年底当他第二次来美国出差时,已经晋升为上校,对外身份是苏联驻美大使馆文化专员和使馆主办英文杂志《苏联》的副主编。
当时,不论是格鲁乌,还是对外情报局,都有美国拟向苏联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情报呈送赫鲁晓夫。加强情报收集迫在眉睫,他此次来美国的任务,既包括迅速恢复原有的关系网,又包括不断扩大交际圈,通过全面研究物色新的情报源。
在博利沙科夫苦心经营的所有人脉中,弗伦克·霍尔曼可谓相识最长,交往最多,是关系最好的朋友。霍尔曼是《纽约每日新闻》报社的著名记者,他向博利沙科夫提出,可以直接联系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从罗伯特那里获取第一手情报。
1961年5月9日,霍尔曼悄悄安排博利沙科夫与罗伯特接触。这让博利沙科夫措手不及,早在4月29日霍尔曼提出这一建议后,他便开始请示,结果,格鲁乌华盛顿负责人不仅明确表示反对,甚至感到非常惊奇。博利沙科夫次日便将领导的答复告知了霍尔曼。可是今天,美国朋友又来了这样一步棋……是服从组织、严守纪律,还是审时度势、将计就计?经过一番思考后,在未得到上级批准的情况下,苏军上校特工与美国二号首脑会晤了。
作为格鲁乌的一名校官,他非常清楚,这一举动确实跨过了准许的范围,违反了不能暴露身份的金科玉律。次日早晨,他一到大使馆,便向格鲁乌华盛顿负责人汇报了与美国司法部长的会晤。此次谈话的详细报告随即发往莫斯科。
经赫鲁晓夫提议,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62年5月16日专门开会,审定并同意了建立赫鲁晓夫-博利沙科夫-肯尼迪密线的问题。
从1961年5月至1962年11月,博利沙科夫与罗伯特·肯尼迪会晤约有50次,另有数十次电话交谈。他不仅成功扮演了苏美两国元首“密线”里的“联络员”角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为当代大国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创了历史性的宝贵经验。
向美方传达“谎言”
1962年5月,苏军总参谋部制定了向古巴投送部队和装备的“阿纳德尔”计划,在10月16日至28日的“惊爆13天”里,加勒比海地区剑拔弩张,千钧一发,美苏两个核大国险些爆发核战。包括赫鲁晓夫小儿子在内的知情人与研究者认为,负责危机调解的“前线指挥”实际是由美国总统的弟弟、苏联驻美国大使以及博利沙科夫组成的“三驾马车”。
1962年夏初,如何保卫古巴免受美国侵略成了“苏联所有高官压倒一切的课题”。
1962年5月,苏军总参谋部奉命“火速”制定向古巴投送部队和装备的“阿纳德尔”计划。这是20世纪最大规模的秘密军事行动之一,是战后整个时期苏联所有军种共同参与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4.4万名军人以及包括核武器在内,足以支撑30个昼夜战斗的装备,将部署到万里之外的古巴。
有关古巴异常动态的首批情报早在1962年8月便已放到肯尼迪的办公桌上。但肯尼迪总统不愿相信情报部门预报的危险会是事实。8月31日,在接见博利沙科夫的“告别交谈”中,肯尼迪还畅想苏美关系的“美好前景”。不久,回国休假的博利沙科夫在皮聪达海滨气候疗养地受到赫鲁晓夫的接见。赫鲁晓夫要求博利沙科夫向肯尼迪传达的口信,还是强调苏联运往古巴的武器纯属防御性质。
直到此时,博利沙科夫以及华盛顿所有的苏联外交人员仍然对这一超级保密行动一无所知。博利沙科夫继续按照赫鲁晓夫的指示向美方传达“谎言”。而肯尼迪在听到弟弟转述赫鲁晓夫的口信时,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直到1962年10月14日美国侦察机对古巴的航拍照片才让肯尼迪总统恍然大悟,蒙在鼓里的博利沙科夫还在“义正辞严”,坚称“武器的防御性质”。但是,即使遭遇到种种的尴尬和被动,也不会抹杀格鲁乌特工在整个事件中建立的丰功伟绩。独立运作的“密线”及战略上的远见卓识赢得了肯尼迪兄弟的高度信任,从而为苏联的“阿纳德尔”行动发挥了客观上的重大“战略掩护”作用。
在危机“白热化”的时间节点上,博利沙科夫始终未被“边缘化”,而是扮演着独特角色。实际上,美国的一二号人物一直到博利沙科夫这里“核实情况”,“通报信息”。以美国关闭土耳其和意大利导弹基地换取苏联拆除向古巴所运导弹的“交易可能”,便是在10月24日由肯尼迪亲信巴特利特向博利沙科夫首先传达的。
俄署名文章称:“多亏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特工才未爆发核战争。”根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格·艾利森的最新研究,倘若那次核战争未能幸免,丧生的至少将有1亿美国人和1亿多苏联人。
(《北京青年报》11.28 智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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