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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医学缺乏人文关怀，这源于医生没有接受过很好的医学人文教育。
记 者：医学人文的缺课导致了很多问题？
王一方（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是的。譬如，有些无法治愈的病人，占用了社会过多的医疗资源。台湾有一种说法叫“仁慈地撒手”。有些所谓“孝道”，实际上是在害亲人。多花钱，让亲人继续受煎熬，不如让他自然而然地走。乐知天命。既不延长，也不缩短。
我们需要对死亡“脱敏”。有人住院时，总问前面那个病人到哪里去了，那个病人明明去世了，医生还得骗你，说病人好了，出院了。说真话，中国人会觉得晦气。
记 者：记得台湾作家柏杨病危之时，张香华女士曾对我抱怨，好多前去探望的人哭哭啼啼，她说如何进病房看病人，需要普及。
王一方：完全同意。生离死别，在文学中总被渲染得非常悲情，对医学而言，是临行陪伴的概念。好多人，不知道怎么安慰临终病人。很多人劝病人“好好休息”，“不要想得太多”。怎么可能？这时候恰恰是想得最多的时候，身体那么多毛病，也不可能好好休息。
在这一点上，好的临终关怀读物，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在今年的出版物中，《陪伴生命》和《最后的拥抱》不错。譬如，《最后的拥抱》中，医生会告诉逝者，你是在跨过一座桥，去远方旅行。现在，中国缺乏这种死亡教育。没有死亡教育，躺在床上的人很恐惧，去探望的人也很恐惧，常常言语无措。我们无法面对临终，无法面对临终的人。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是要离开的。这是很有技巧的一课。
记 者：这类读物，除了让人学会面对临终的技巧，还能让生者更好地考量“生”？
王一方：是。懵懵懂懂地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死亡没有认知。临终的人，对生命的理解不同于我们，甚至有好多超越我们的东西。话可能很少，但讲出来的都是一辈子的感悟。可我们恰恰没有心境去聆听。
记 者：医患关系紧张，是否可以视作医学人文缺失的代价之一？
王一方：对。医学人文破产的标志，就是医患冲突。
有位老农来医院求诊，问明有三个价位的号费之后，径直挂了一个最贵的，院长看他衣衫简朴，问其何故，老农告诉院长，挂最便宜的号不让我说话，挂中档价位的号不听我说话，只有挂最贵的号，既让我说话，也听我说话。
现代医学的鼻祖希波格拉底曾经这样教导我们：“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在他看来，良好的沟通、充分的叙述是最佳的治疗。可是，我们将第一大法宝丢弃了。
我们必须反思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医疗观、生死观。发生在当下的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残暴的医患冲突案件表明，公众对高技术装备、大量吞噬金钱的现代医疗机构无力战胜死亡表现出极度的不理解和强烈的不满，更无法接纳人财两空的结局。
在向公众宣讲医学时，尺度应更加谨慎，唯恐因为某人的狂言助长了公众对于健康的过度想象，对于医疗的过度期待，最终走向医疗观、生死观的迷失。如今糟糕的医患关系，一定程度上就是某些过度承诺的医学科普种下的恶果。
生之欲，死之惧，是人之常情，死亡不只是发生在急诊室、手术室、癌病房、ICU监护室里的临床事件，还是一个哲学事件，甚至是精神事件，技术、金钱可以重新定义死亡，但无法安顿躁动的灵魂。现代医学需要医学哲学向度的启蒙和教化来完成对疾苦、衰老与死亡的坦然顺应和超越。
（《北京青年报》12．7 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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