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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内地普通读者，一般都读过《红楼梦》；一般也会知道有一部先于《红楼梦》的《金瓶梅》。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异同
《金瓶梅》与《红楼梦》这两部巨著，有其相似之处，它们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种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佛仙人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格局中突破了出来，将笔墨浓涂重染地奉献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史外”人物，展现出一幕幕俗世的生活景象。
但读过《金瓶梅》后，我一方面得知《红楼梦》在艺术技法上深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又深刻地意识到，这两部巨著有着重大的区别。那区别在于，《红楼梦》的创作者在叙述文本中充满了焦虑，贯穿着努力从“生活原态”里升华出哲思的“形而上”痛苦，整部书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情怀和浪漫色彩。《金瓶梅》的文本却全然异趣。它固然也用了一些诸如“因果报应”、“恶有恶报”之类的“思想”包装，但究其实，它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形而上”的追求，因此，体现于叙述风格，便是非常之平静，没有焦虑和沉重，没有痛苦和浪漫，要论“现实主义”，它不仅远比《三国演义》《水浒传》“够格”，也比《红楼梦》更“严格”。
《金瓶梅》中的性描写算不得独创
《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最早的刻本出现在明万历年间），因为皇帝公开征求春药，达官贵人更荒淫无耻，“房中术”成为最大的时髦，一时淫风甚炽，影响到民间社会，直达底层，不仅性行为相当地“解放”，戏曲演唱乃至茶肆说书，包括野史小说，直到市俗俚语，在表现性行为上也相当地“没遮拦”，《金瓶梅》在这方面的“成就”，放在那样的大背景中，算不得具有独创性。
不过，把《金瓶梅》里的性描写全看作著书人招揽观者的“噱头”，那又不对了。在关于西门庆“性史”的生动而细腻的描写中，《金瓶梅》由此辐射出了关于那个时代的丰富而具体的人际存在与相互倾轧，并且常常有超出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性学意义的人性开掘，显示出此书作为长篇小说的独特的美学价值。或许这个价值不是作者有意识向我们提供的，但却是客观存在，历久弥彰的。
《金瓶梅》文本令人惊异
回过头来，我还是要强调《金瓶梅》那令人惊异的文本，为什么在那个理想暗淡、政治腐败、特务横行、法制虚设、拜金如狂、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人际疏离、炎凉成俗、背叛成风、雅萎俗胀、寡廉鲜耻、万物标价、无不可售的人文环境里，此书的作者不是采取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替天行道”、“复归正宗”等叙述调式，更不是以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升华哲思、魔幻寓言的叙述方略，而是用一种几乎是彻底冷静的“无是无非”的纯粹作“壁上观”的松弛而随意的笔触，来娓娓地展现一幕幕的人间黑暗和世态奇观？
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众说纷纭而尚难归一，或许此书的成书过程中确有多人多手参与，从其“拟话本”的风格上看，可能也是当时茶肆酒楼说书人的一个时髦的“保留节目”，众多的参与创作者可能都在其故事里加进了一些“训诫”，但那些牵强附会的生硬“训诫”完全不能融合于故事与人物，只是一些“套话”，乃至于显得“累赘”多余。
为什么经过“兰陵笑笑生”归总刻印，仍不见“起色”？这究竟是因为所有参与创作者都缺乏“思想高度”，还是因为，就小说创作的内在规律而言，像《红楼梦》那样地充满叙述焦虑，洋溢着理想光芒与浪漫情怀固然是一种很好的叙述方式，而《金瓶梅》式的“冷叙述”，并且是达到七穿八达、玲珑剔透、生猛鲜活、浓滋厚味的“纯客观叙述”，也是一种在美学上可能具有相当价值的叙述方略呢？
（《刘心武评点＜金瓶梅＞》刘心武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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