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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他以犯罪嫌疑人身份，连续54场向总计3万多人公开检讨自己的“罪行”，在所有“忏悔”人员中，他的报告是最长、最固定的环节。
“警示教育”曾是王立军式治警的重要宣传措施。报告团走遍重庆警队，四川、湖北、贵州、陕西四省十一地公安机关也曾组织到现场观看。
前奏：“还想不想干警察？”
“我找的就是你们，为了我女儿我也要找你们。”2012年12月14日，在一位被“黑打”的前警察家里，见到记者，五十岁出头的老警察郑宏华（化名）泣不成声。
从2009年11月开始到2010年10月，郑宏华是重庆市公安局“公正廉洁执法警示教育报告团”的一员，频频以“失足警察”形象出现，四处做报告、当众忏悔、流泪、剖析自己，请求组织原谅……上述情景上演了54遍之后，他说，自己已无法辨别，流下的眼泪是真还是假。
郑宏华说，快要上大学的女儿隐隐地觉得“爸爸是个坏人”，他有口难言，只是感叹当时“自己就是一个演员”。
2009年8月4日下午3点，我在办公室被市公安局纪委的人带走，说是“按照市局指示对你采取措施”。
我是1961年出生，1982年入警，之后一直是搞刑侦。2009年6月22日，市局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104个涉黑团伙。那时气氛还没那么紧张，我们彼此常开玩笑说：“哟，好像有你哦”。月底的一天，有人打电话问我涉黑分子中是否有岳村，我也随口回答“可能是哦”。其实我与岳村无任何联系，也根本不知道岳村是不是涉黑成员，但此后，我就被认定给黑社会通风报信。
我被带往打黑基地——大安收费站，专案组觉得我态度不好，让我长时间蹲在地上，不能睡觉，不能放风。第一次，连续关押、讯问我4天3夜，中间没有眨一下眼睛，一直坐在铁椅子上。之后，将我送到永川看守所，中间又送往专门的外讯基地。外讯有四五次以上，经常是武警持枪押着半夜送审，出看守所就戴黑头套，打我的时候不多，主要是反铐着，轮流讯问，长时间不让休息。
他们要的口供和笔录做成了。9月5日我从看守所取保候审回家。关押了一个月，我瘦了15斤。当时我女儿正面临考大学，她一直在问我去哪儿了，而且隐约地听到了风声。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之后我们就一直不讲这件事儿。
在家闲着两个月，只拿工资的72%，相当于退休工资，一千多一点，很迷茫。11月中旬，市局纪委打电话让我去谈话，两个工作人员问我，还想不想干警察。这话说到我心里了，我肯定想干啊，我骨子里面就是一个警察，说什么我都还是愿意。
他们告诉我，按照市局主要领导的意思，要给市局党委做检查，这是给你的机会。后来我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培训：这根稻草必须抓住
2009年底，重庆市公安局决定成立“警示教育报告团”。其初衷是要采取一种“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让民警们“从灵魂深处认识到违纪违法给自己、给家庭、给社会、给我们警队带来的危害”。市局专门从政治部和纪委抽出十多个人，负责报告团的工作。
2010年2月5日，我接到通知，到市局附近的松龙宾馆报到。当时我就认为是去跟领导忏悔，排练也是因为向主要领导做检查，要效果，几句话肯定不行，准备一下也是应该的。
到了之后，我才知道这是要搞一个报告团。别人问，我为啥子要答应。他们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跟你同样情况的，都被判刑了，劳教了，你是看到的，你得好好表现，争取求得主要领导的宽恕。”我不想回到看守所受那个罪了。这是回到警队的一根稻草，我必须抓住。
市局纪委有一个专门的班子来负责我们的训练，除了星期天，我们不准休息。培训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是语言要求普通话，一个是内心里面强迫自己适应和折服。
那真是魔鬼训练，开始我们就需要把稿子背下来，那时候我们晚上都在背诵，到现在我都还背得下来检讨的全文。我们每天训练一次，有时两次三次。训练地点就在房间里，把麻将桌当成是讲桌，用报纸盖上麻将，朝桌子前一站就开始讲。
培训的人还会教我们如何哭，说：“想你心里面最难受的事儿，你才能进入角色、进入状态。”这招有用，我最难受的就是被关押，想到这个，就会流泪。这也有真实的一面。你每一次站上去的时候，都要调整你的状态，要进入你最难过的那种情绪。
当时，负责人说，训练就要按照大会的模式来，不能出错，而且必须流泪。我开始表现不太好，他们就呵斥我说，不好好干，我们就踢掉你。
他们说，要开全国之先河，要做一个创举——52场。在松龙宾馆，他们大概十天会搞一次比较大的彩排，就在宾馆会议室。这个是全视频监控的，要送到上面检查进度。
检讨内容一直在修改。第一稿是在11月下旬，至少改了20稿以上。讲之前，拿给他们看。我已经将我所犯的纪律错误都上纲上线地写出来了，都通过了，后来王立军亲笔加上了和涉黑分子吃吃喝喝的内容，这是以前没有的——“给几个小钱，喝一点小酒，我们很快成了朋友”。这个是很核心的。最后定稿是2530字。
为了增加表演的效果，他们还专门请来电视台的编导，给我们拍外景“大片”，配合表演。我在高新区一个派出所内取景，和一帮“犯罪分子”吃喝，我大笑着跟他们喝酒。另外三个场景是——在家中教育女儿，那是在我家中沙发上拍的；他们还拍了我年迈的父母；最后一张是我被抓了、坐在铁椅子上，度日如年的样子。
后来这组片子只是在5月8日那天试讲中用了一下，有人觉得这个照片会影响听众听讲，就不再用了。
落幕：“愿君知我心”
报告团的足迹甚至跨出重庆，于6月28日到了四川泸州。报告团前往重庆远郊的秀山、巫山、巫溪等地巡讲过程中，毗邻的湖北、贵州、陕西、湖北等4省11地公安机关，也曾组织大批公安民警，专程前来聆听。
2010年10月27日，报告团在重庆武警总队七支队礼堂给当年第二批新招录的民警做警示教育报告。这是报告团的谢幕演出。
重庆基本讲完了之后，他们一直希望把我们推出去，一是推向公安部，向全国民警讲；二是推向社会，向社会公众讲。
公安部这边，好像是没有推得动。推向社会方面，也有很大阻力，当时是要我们去重庆的人民大礼堂讲，但政法委的领导不太同意，说这个毕竟是公安内部的事情，人民大礼堂具有很大的象征性，就变成“文革式”的批斗会了。
推向社会不成功，就把重庆任职的公检法干部，一起搞了一场，在市委小礼堂，这是2010年的8月20号。这是第52场了。
后来，我们又追加了两场，一次是在巴蜀鲁能中学的礼堂，另一次是在武警七支队的礼堂，都是新民警的入警仪式。那时我们很恐惧，很害怕新民警一来，我们就要被拉出来讲一次。还好，这两次之后，就没有了，一共54场，所有区县都讲完了，3万多人。
整个过程中我内心一直很挣扎。我那时心里一直默念罗瑞卿的诗歌：“愿君知我心，何畏遮天云，太阳终归出，一样照人行”。这是他受迫害时候写的诗歌，我也相信这个不会长久，法治的曙光终究会到来。
到了2011年的3月，通知我上班，然后给了我的处分决定，跟王立军之前承诺的并不一样：撤职，连降两级，几乎变为“新民警”。这是《人民警察条例》里面，除了开除之外最重的处罚。
我现在仍然在申诉，对我的处分决定是不恰当的，我没有给黑社会分子通风报信。实际上，我的事情如果按照相关规定处罚就好，能否定罪，都按照证据程序来。这个报告团就是当时主要领导随心所欲的一个结果，不按程序办事，让我们在处罚恐吓和羞辱人格之间选择，制造了一个陷阱，表面上是说拯救我们，内心深处都是伤害啊。
(《南方周末》12.20 刘长 雷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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