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文化与力量曾代表两种不同的思想传统，前者为儒家的王道思想，后者为法家的霸道思想。儒家历来重视文治教化，强调以文化人。以文化人的核心是“以德服人”，它是与“以力服人”相对立的。

    晚清以来，中国人迫于不断挨洋人打的困境，终于醒悟到韩非子“当今争于力”的道理，懂得文化也是富国强兵的“力量”。在挥之不去的百年悲情中，国人对文化寄予太多期望，文化工具论也就很有市场，文化也一度沦为宣传工具。

    然而，在一般的对外文化传播中，我们往往会遇到一个悖论。如果高谈“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高谈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的理论，传播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人们对我们的文化传播会很警惕，担心我们利用文化做变相宣传。如果一国的文化包含普遍价值，就可以增强该国的文化软实力，例如美国就受益于其普世文化。这里不排除美国人自我标榜普世文化，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事实，但是美国人高明之处也在于主动掌握文化制高点，以传播“真理”为己任，而这恰恰是一种成熟文化应有的终极关怀。

    实际上，文化的本质力量就在于这种终极关怀，在于对高远之道的追求，在于人性之光的照耀。儒家“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性命关怀。有了这样终极的关怀，我们的文化才有天下意识，恪守“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信念，才能几千年来不断召唤我们，感化我们，让我们正心诚意、修齐治平。

    没有对文化本质力量的深刻认识，就没有文化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就会矮化中国文化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诠释。没有对文化本质力量的深刻认识，就没有高远的文化关怀，就没有大国的文化气象，我们的文化就会甘于平庸，就没有伟大的创造，我们的文化建设就会止于“术”而失于“道”。

    因此，文化建设重“术”不重“道”，终非长久之计。

    （《学习时报》2012.12.31 李文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