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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创建中华文化书院推动“文化热”，到90年代最早提倡“国学”，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文化总顾问，到如今的《儒藏》工程的首席专家，北大学者汤一介通常被外界看做是北大哲学系的“头牌”。但他不愿以“哲学家”或“国学大师”自居。
虽然汤一介在多次访谈中谈到，知识分子应负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但这一次他说，虽然自己平时也关心社会时事，“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我现在岁数也大了”。
近年来，他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儒藏》的统筹上。照他的说法，“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是起主导作用的，哪些应该继承，哪些应该抛弃，在当下是非常值得深思的”，而首先就应对儒学资料进行全面整理。
某种意义上说，汤一介的哲学启蒙是他的父亲。其父是著名哲学家汤用彤，最早提出并系统研究“魏晋玄学”的专家。
在汤一介的记忆中，父亲对中国文学也有兴趣，非常喜欢孔尚任的《桃花扇》，并经常背诵里面的《哀江南》。虽然深究于中国文化，但汤用彤还让汤一介看一些外国的书，特别是外国的小说，让其了解西方社会的文化和生活。
在抗日战争时期，汤一介随母亲四处辗转。当时汤用彤在西南联大任哲学系主任，而汤一介到重庆就读南开中学。在南开中学时，他才随一个叫李平阶的国文教员比较认真地读了《孟子》。汤一介在南开中学没有念完就离开了重庆，回到父亲身边。
对文学感兴趣的汤一介还是选择了哲学，“我觉得后者比较深刻地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
1945年抗战胜利，次年夏天西南联大迁回北京。汤一介先进入北大先修班，1947年正式进入北大哲学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北大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任组织委员的汤一介认识了宣传委员、中文系学生乐黛云，后恋爱结婚，乐黛云日后成为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
1950至1970年代，汤一介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众多政治运动。青年时期就曾思考过宇宙与人类这样终极命题的哲学家也一度陷入迷茫。
1981年，他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并在哲学界掀起了关于范畴讨论的高潮。他回忆说，其他学者也开始突破，甚至有人发表《正确唯心主义的价值》这样的文章，这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事。
1983年，汤一介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访问学者，接触到一些海外知名学者，如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我也看了他们的东西，我总觉得他们用西方的套子来讲中国哲学，我考虑能否走另外的路子来考虑中国哲学。”
次年，汤一介回国后，在冯友兰、梁漱溟等大师支持下创建了中华文化书院，与《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共同推动了1980年代早期的“文化热”，而中华文化书院也是“文革”后最早与海外学者建立联系的民间学术机构之一。
虽然上世纪90年代商业浪潮袭来，但汤一介回忆，当时思想界依旧有两支力量兴盛，一支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另外一支是“国学热”。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汤一介是中国内地最早提出批评和回应的学者。
事实上，汤一介在1990年代就开始计划庞大的《儒藏》。“儒学是中国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不可能把它抛掉，这其实是文化书院考虑的项目。”直到2002得到北大的支持，2003年教育部立项，此后“不断升级”，成为一个庞大的专项工程。
如今，85岁的汤一介虽然很少直接对公共事件发言，但他内心其实对现实世界充满关切。“我做学问主要是从问题来考虑。先给出我一个想法，对不对，大家讨论。但它是不是一问题，也可以讨论。我主要是喜欢思考一些问题。”汤一介这样说道。
（《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46期 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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