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逐渐接受“通识教育”的理念，并开始推行。其实70多年前的西南联大就已经开展今天我们所称的通识教育了。西南联大1943届毕业生、原北大副校长沈克琦说：

    西南联大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一点是，课程内容非一成不变。联大的教授知识宽广，每位教授常常不只教一门课，而是教几门课。而每门课程也常常是好几位教授都开，虽然基本内容相同，但各有侧重，各有特点。比如微积分，每学年同时开6、7个班。对理学院学生，强调严谨的定义和推理，数学训练十分严格，对工学院学生就多给一些应用训练。文科课程更是百花齐放。对学生来说，多听多看，有比较才有鉴别，才有真正的认识和思考。

    1939年教育部连下三个训令，要统一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使用的教材也要呈部核示。联大教授不同意这种意见，递呈文给梅贻琦常委，并请呈教育部。其中第一段讲：“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

    换言之，反对影响、扼杀学术发展的整齐划一。

    西南联大转系的情况相当普遍。原因是学生报考大学时，往往对所选的学科所知不多，对自身的爱好和特长的了解也不够透彻，入学一年后才知适合读哪个学科。给予转系的机会是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对发挥学生的潜力是有好处的，对国家也是有利的。语言学家朱德熙当初先在物理系上了一年，二年级时转到中文系。我曾经问过他，一年的物理系学习对他的语言学研究有什么帮助？他说：“这一年的数理课程的学习作用可大了。”

    （《解放日报》1.11 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