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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华是“遗体捐献宣传帮办志愿小组”的创办人。他们的志愿小组属于地方性民间组织，没有经费、没有场地，一切全凭自愿。至今，这个小组已帮助2000人办理了遗体捐献申请手续……
68岁的赵永华，下岗前是天津市机械链条厂副厂长。他早先并不知道什么是“遗体捐献”，是一篇新闻报道，彻底改变了他与妻子孙秀兰的价值观。
截止到2012年11月，天津市共有423人捐献遗体，其中自始至终都由老赵经手的有140余人。此外，还有2000多人在老赵的宣传下，对器官捐赠作了公证。而老赵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宣传小组目前有宣传员560余人，其中300多人是已实现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家属。
家就是“办公室”
赵永华的家在天津市双环邨街佳园北里小区的一座筒子楼里。门口两块白底黑字金色边的牌子，上面是老赵手写的“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下面是捐献热线电话，也是他家中的电话号码。
这处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既是赵永华的家，也是他与妻子做宣传员的办公室。
写字台上的电话，现在每天都要接十几个遗体捐献咨询者的来电。1月12日，记者进门的时候，赵永华刚刚放下一个希望申请遗体捐赠的老奶奶的电话。这位83岁的老奶奶希望赵永华来家里劝劝“为这事跟她急了的儿子”。
这一天，老赵的“工作”是去天津市养老院。每周老赵都会过来看看老人们，他早就是这里的“老熟人”了。住在这里的张伯龙老人，在老赵的感召下，也成为了遗体捐献的宣传员，在养老院里做起了义务宣传：“人百年之后，是让虫子蛀了好，还是给那些孙子辈的学生当老师好啊？”
老人自己刚刚申办了遗体和角膜捐献，老赵就是来看望他的。用老赵的说法，这叫做“定期家访”，是遗体捐献申请后的第二个步骤。同时，老赵还有第一个步骤，给张伯龙老人同屋的潘大爷送遗体捐献的申请表。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老赵还要帮助潘大爷申办、公证、将公证后的文件送回接收单位。
这个决定“有点难”
1997年孙秀兰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世界上关于遗体捐献的报道，“殡葬费钱，讲究的事儿也多，买墓地就得几万元钱”。一开始只是想给孩子省钱的孙秀兰拿着报纸跟老伴说，想要做遗体捐献。
1998年，把这事看成平常事的俩人拿到了公证书。一对儿女则激烈反对“你们死了不管了，大爷舅舅们说我们把爸爸妈妈捐献了，大卸八块了，那么不孝顺。”
这种情况下，老两口索性跟儿女们耗起了马拉松。
难听的话一波又一波，很多亲戚们都觉得“老赵是穷疯了要卖器官”。老赵说，我就把耳朵堵起来，眼蒙上，权当肩膀上托着个葫芦。
“当时往哪儿捐？谁要？都不知道。问了好多家医院才知道医大接收遗体，眼科医院接收角膜。一开始到眼科医院要表的时候还不给，人家觉得咱是工人没那觉悟。”
直到2002年，拗不过两夫妻的儿女们终于点了头。也是这一年的3月31日，老赵和妻子办完无偿捐献遗体的法律手续，就在自家门口钉上了一个牌子，“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老赵再也没在家里过过一个春节。
赵永华总说，“人在做，天在看”。老赵也总觉得，“先走为大”，走的早的都是先人。“捐献者在天上看着自己，要是把这事给办砸了，真到了地底下，人家说，‘老赵你不行啊，我们上当了’。”
不是劝捐员而是宣传员
在跟孩子们四年的拉锯战中，赵永华跟老伴就琢磨，怎么搞好宣传遗体捐献。“不去找人家搞劝捐，得让人家主动来找咱”。
事实的确如此，老赵从不在人们病危的时候跑去谈遗体捐献。他平时和老人们像走亲戚一样交往，但坚决反对劝捐。他坚持自己是宣传服务员，“告诉人家好处，帮人家办手续”。
在主管单位红十字会的申请表中，老赵总是把“劝捐员”三个字划掉，改成“宣传员”。因此，他做志愿者十数年中，从未让人轰出过家门。
然而，总会有一些让老赵伤心的事儿在不时地上演：2011年、2012年两年到蓟县遗体捐献者纪念园文明祭扫时，有关部门竟没有通知志愿者。最后，还是天津市医科大学看不过眼，通知了老赵和其他两名志愿者。
还有不少“不叫事”的伤心事。
有时候，捐献者在夜间去世，接收捐献的医科大学工作人员下班无人接待，家人们会把电话打到赵永华的家中。赵永华就得一边打接收单位领导的手机，一边赶到捐献者的床前。在这样的夜里，往往是逝者的后事办好了，家属的心情稳住了，遗体存好，角膜摘除后，相关单位的领导钻进车里，坦然地跟赵永华说“拜拜”。赵永华就得自己打车回家。
还有好多人，临终时家属会决定不捐赠了。问及原因，老赵说，可能是第二个步骤，“定期家访做得不够”。“从签了公证书到捐赠者死亡，可能会有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宣传员、接收单位与捐赠者没有沟通和家访，难免会让捐赠者和家属觉得反感。这个时候人家就不打算履行了。”
除此之外，老赵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希望主管单位能帮忙解决宣传员的办公费用，能有一间像样的办公室。“有人觉得我们在家办公跟倒卖器官似的。”
捐献有点“亚健康”
“现在的捐献是一种带病运行的亚健康状态，就好比是火箭，飞上去了，但既没进轨道也没掉下来。”
据赵永华介绍，目前全国每年器官需求量为150万人，而成功器官移植不足1万例。仅在天津，每年就有2至3万人等待角膜移植。
150：1的巨大缺口滋生了器官买卖的黑市场。在百度搜索上敲入“寻肝源、肾源”一词，数万条信息扑面而来，留下的QQ号、手机号不胜枚举，甚至有公司形式对此操作。
此外，赵永华还聊起了目前捐献的另外一个“意料之外”的现状。
通常情况下，受传统文化影响，人们都认为不愿意捐遗体，最多捐献器官和角膜。但事实上，这种情况正好反了过来。捐遗体的要多于捐角膜的，捐角膜的要多于捐器官的。而老年捐献者要多于年轻人。
老赵解释说，在天津市，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有了遗体捐献的先例，2000年第一例角膜捐献，2010年第一例器官捐献。由于“器官摘除必须在死亡1小时之内，角膜需在6小时之内”，通常情况下，尤其是摘除器官，根本来不及。
立法不能“缺条腿”
这几天，让赵永华烧心的一件大事终于解决了。
在天津464医院，一位叫张洪藻的癌症晚期患者希望捐献遗体和角膜。填完申请表后，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去公证处公证。而公证处的规定是，本人到公证处办理手续，而且还要15个工作日的办理期。
这让张洪藻的妻子王秦犯了难，“现在他都下不了床了，怎么去啊？怕也等不到手续办理完的时候”。在老赵的努力下，不仅公证人员到现场办公，公证手续也简化到了两天。
而老赵的努力远不止这些。
我国不少城市捐献遗体公证费为100元，而天津市遗体捐献公证免费。原来，认为“收取公证费不合理”的老赵拍了司法局的桌子。2006年12月中旬，司法局表示要对遗体捐献公证开一条“绿色通道”，一周后，司法局明确“遗体捐献公证不得收取公证费”。“别的城市还在收费。”老赵笑得很骄傲。
又一个好消息让老赵高兴不已。2012年12月24日，《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经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将于今年3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公民身故后人体器官捐献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规定，器官捐献者的近亲属因病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时，可以优先排序。民政部门免除捐献者基本丧葬费用，并为丧葬事宜提供便利条件。
赵永华告诉记者，法规通过后，施行是关键，“等3月施行之后再看吧”。
(《法治周末》1.17 闫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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