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制造”正积极向“中国智造”迈进。但在一些地方，政府急于推动传统代工式的制造业转换升级，出现“老产业和农民工搬出去、新产业难进来也留不住”的现象。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对记者讲述他的一番思考。

    近年来，“中国制造”在局部上实现了技术、品牌和知识产权的突破，但总体来看尚未取得足够优势。这里面，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就是要素禀赋。

    具体而言，从要素成本角度看，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以及劳动力素质差异所形成的二元结构难以消除，大量劳动力无法直接参与价值链的中高端行业，结果导致中高端产业工资上升较快且劳动力稀缺，而低端产业生产率上升缓慢且吸纳劳动力能力有所减弱。就此而言，片面追求高端递进对非熟练工人有挤出效果，最终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且内需不旺。

    在现有资源禀赋条件仍以大量低素质劳动力为主的情况下，实现产业转型发展必须遵循“内外兼修、以外带内”，“高端递进、低端不弃”的原则。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因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的不足，产业发展往往依赖于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增长多意味着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大投入大产出（粗放型）。然而，随着人力资源的积累，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抵消成本上升的压力，而基础设施及社会资本的普及又能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有助于突破资源禀赋的瓶颈。

    价值链分工的高端递进是有其现实依据的。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利在增加就业机会，而价值链高端递进，功在提高贸易收益空间。因此，我们希望中国的产业和产品价值向高端递进，但一定不要是“拔苗助长”式的，而应建立在市场机制完善的基础上。

    （《解放日报》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