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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兴起的文学热，并不是因为那时特别偏爱文学，而是文学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功能。
百年中国文学，五四时期与1980年代成为两大亮点，社会转型的时代需求乃是托举两大时段文学的价值基座。两大社会转型期，文学都是第一个跃出战壕的冲锋者。1980年代的中国，无论生产经营、生活方式、思维逻辑甚至审美标准、习惯用语，都在一点点挣脱束缚，提供给文学的新鲜素材特多——哪儿都需要改革，哪儿都需要开放。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巴金的《随想录》、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从诗歌到小说，从散文到杂文，从创作到理论，文学星光闪耀，十分热闹，还不时惹引公案。
1980年前后，全国形势乍暖还寒，心存余悸者众，敢于解放者寡。此时，文学的“第一要素”已不是技巧、语言，而是见识、突破。只要稍微大胆一点，便是“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如《伤痕》《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西线轶事》《人到中年》《陈奂生上城》《干校六记》《棋王》《老井》……一诗新成，全民诵读；一文甫出，举国争阅。
1980年代的文学热一浪接一浪，一波连一波。一下子可以突破“大我”，能够“小我”后，突然遍地鲜花，来不及采撷。国人讨论文学慷慨虔诚，如同信徒讨论《圣经》。1980年代的学界有共同话题，青年学子甚至有“世界主义”情怀。刘再复演讲“文学主体性”“性格二重性”，竟有上万听众。
当时的中文系教师都不愿接“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的活儿，因为太贴近现实，讲授时要冒风险。“反右”后，文学教师以政治排序：最红的讲理论，次红讲当代，再次讲现代，最次讲古代。那时的中青年现当代文学教师，大多只知“鲁郭茅、巴老曹赵”。报考现当代文学研究生，仅须再了解艾青、丁玲、郭小川等数人，就算齐活儿了。沈从文、路翎、钱钟书、萧红等，教师们大多仅知其名，未读其文，图书馆也很难找到他们的作品。至于张爱玲、林语堂、朱湘、施蛰存、废名、穆时英、穆旦、李金发、苏青，教师们大多连名字都没听说过，遑论我们这些“青涩”的后生？
作家作品评析仍是50年代的旧腔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至多打打擦边球，指出郁达夫后期“沉沦”、胡风文艺理论未跟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丁玲《三八节有感》写了不该写的阴暗面……“阶级论”是不能突破也不敢摇撼的铁框。最麻烦的还是“基本建设”方面的问题，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一位文学副教授居然嘲笑学生的“作家梦”，痛批“成名成家”，认定想当作家是白日梦，要求我们必须甘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1980年代文学与整个“拨乱反正”同步，托举起1990年代的经济大转型，也使我们这一代学子最终走出极左逻辑，学着运用现代文艺理论研究文学，进而用现代民主自由的精神思考历史，成为整个思想界“理论创新”的一翼。无论如何，1980年代文学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直接发轫，直接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构，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逻辑通道与历史可能。
1980年代的文学热，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当年中国只能用文学思考，或者说只准用文学思考。形象思维给予文学的“活动空间”，反过来也说明1980年代国人思考的模糊性，用单向度的想象去拥抱多元的现代化。
虽然我从1980年代文学走来，虽然莫言新获诺奖，但我还是希望2010年代出现“史学热”，只有及时总结历史经验，国家才可能真正回归历史理性，历史教训才可能真正成为防堵下一轮偏误的闸门。
（《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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