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爸爸吗？”“想。”小唐揉揉眼睛。

“一年能见到爸爸几次？”“两次。”他把脸埋在手里，发出了吸鼻子的声音。

唐会娜说，儿子很内向，平时话不多，每次说起爸爸的事情就更不吭声。“以前每个学期都拿奖状回来，自从这事情之后，就再没拿过奖状。”她说。小唐小声说，班里同学也会议论他爸爸欠钱的事情。“学校同学也会说这事儿？”问完这句话，唐会娜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唐存良去年回来过两次，春节前回来那次被工人们“扣押”了，六月份的时候又偷偷回来过一次。“晚上天黑偷偷摸摸回来的，待了一天就走了。”唐会娜说。

在2010年这个项目之前，唐家的生活还算不错，他们结婚后很快有了儿子，家里的地种了玉米和花生，唐存良在北京打工收入不错，唐会娜在村里的服装厂上班，照顾老人和孩子。而自从唐存良被讨薪之后，家里就多了很多“客人”。“一年四季都有要钱的。”唐存良的父亲说。他们有时候待三五分钟，有时候能待上一上午。唐会娜只能说好话赔不是。“心里是觉得挺对不起人家，但钱是真没要回来。”她说。

自那以后，唐存良自己一人在北京，家人留在河北保定曲阳沙窝村老家。“他也不让我们知道他在做什么，有时候我也冲他发火，发完火又替他担心。”唐会娜说。

口头协议下的尴尬

唐存良欠工人的工资，因为他没有从李杰处拿到工程费用支付这些工资。李杰说，他与他的合伙人刘胜臣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共同承包这个干休大院的项目，“赚钱一起分”。李杰负责整个工程的施工，他能“平事”，能找来几十个熟人包工头加入。但是在工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刘胜臣收走了账目，不再给钱。“现在他说一分钱都不欠我的。”自始至终，李杰没有见过开发商和承建公司的合同，自己也没有与上面的开发公司或是下面的包工头签署过任何书面协议。

诉诸法律途径解决似乎也很难。因为包工头和工人以及承包商和负责建筑的若干包工头，很多都是靠熟人介绍工程，有书面协议的不多。

“书面协议、劳动合同，这些在农民工这儿都不现实。”唐存良说，“我要想签规范的劳动合同，就得挂靠在公司下面，这些公司就会要求提成，还有很高的税，工程没那么高的利润。”而对于农民工来说，农忙或是家里有急事，都需要离开工地，来去自由的他们觉得合同只是一种束缚。

又是一年，几个包公头都知道李杰没钱，唐存良带头走出李杰的家门，李杰满怀歉意地讪笑着送大家出门，两手扣在一起放在胸前。

(《北京青年报》2.16 罗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