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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就义,并未在刑场举行婚礼
1928年初,周文雍、陈铁军假扮成夫妻回到广州,协助重建中共广州地下市委机关。不料广州市一个机关被敌人破坏,他们的身份被供出,陈铁军与周文雍不幸被捕,几天后壮烈牺牲。此后闻名于世的“刑场上的婚礼”故事,正是以这张照片为基础加以创作的。那么这张照片究竟是怎么拍到的呢?
谢燕章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资深研究人员,新中国成立后她就开始研究整理陈铁军、周文雍的革命经历。据她介绍,广州起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这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注意。当时有记者进到监狱中,周文雍、陈铁军提出让记者为他们俩拍摄了这张合影,“周文雍当时在广州的名气是很大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希望拍下两人临刑前的照片,公之于众,企图达到威慑民众的作用。”
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后的第二天,这张照片就被刊登见报,由于他们是以夫妻的名义在广州活动,大家都认为照片上的两人是夫妻,所以有人在照片旁以陈铁军的口吻附加了一句话:“我们俩过去在一块工作,一直没有结婚,现在我们宣布举行婚礼。”图文出来后轰动一时,感动了许多的人。
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沛群在西关看见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啊!”此话不胫而走。
1962年,周恩来在一次与北京的剧作家谈话中提议,周文雍、陈铁军双双走向刑场,同赴死难,若将他们的事迹写成一场戏会是很感人的。不久,相关作品陆续涌现,并改编成影视、话剧等广泛流传。
谢燕章向记者介绍了烈士牺牲前的情形。1928年2月6日,反动派军警押着周文雍、陈铁军、何穗成三人,乘3辆手拉黄包车从西堤出发,沿太平南(今人民南路)、惠爱路向黄花岗刑场驶去。“据当时在仓边路口附近的梁梅枝等人回忆,抵达刑场后,周围聚集了不少民众,反动派怕生变故,草草下达了枪决命令,现场很快传来了三声枪响。周文雍、陈铁军并未在刑场上举行婚礼,而且反动派也不可能等他们举行婚礼后才行刑。”谢燕章说。
陈铁军的侄女陈惠文告诉记者:“反动派不许亲人收尸,我的母亲黄汉兴(陈铁军的三嫂)花了数十银元,叫了一批人强行将烈士们的遗体抢回,才得以安葬他们。”
假扮夫妻,恋爱关系难以确定
陈铁军早先在佛山有一位名义上的丈夫,这还得从她的早期经历谈起。
陈铁军出生于佛山一个归侨家庭,据陈铁军的侄女陈惠文介绍,其祖父当时在佛山升平路一带开有猪肉铺、牛肉铺、豆腐铺、五金打铁铺四间档口,属于富商,父母早早就将陈铁军许配给了佛山何合记盲公饼店的老板做孙媳妇。“姑姑小学还未毕业时,何家因有人生病,就急着想娶她过门‘冲喜’,陈铁军一开始不肯,后来迫于家里的压力只好答应,但提出了只拜堂、不同房和婚后继续读书的条件。”
陈铁军本想尝试说服丈夫跟她一起去省城上学,但发现他是个纨绔子弟,不思上进。过门第三天,陈铁军就收拾包袱离开了何家到广州读书,先后在坤维女子中学、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读书,1926年在校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谢燕章介绍,当年广州的革命运动是由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统一领导部署的,党团骨干见面机会虽多,但由于分工的不同,很多同志都是单线联系,相互间见面多谈话少,后来陈铁军参与了“智劫周文雍”营救行动,两人才逐渐开始接触。
原来,广州起义前,周文雍在组织工人运动中不幸被捕,当时他是策划广州起义的负责人之一,市委紧急开会制定了营救计划,陈铁军也参与了营救行动。他们先是通过女工陈小燕送辣椒饭给周文雍吃,不许喝水,周文雍没多久就开始发烧。陈铁军扮成贵妇人,买通了狱医,成功将周文雍转移到犯人留医室医治,地下党组织了武装人员和车辆,趁敌军警交班时顺利“劫”走了周文雍。1928年1月,周文雍与陈铁军接受组织的安排潜回广州,开展地下革命工作。
陈惠文告诉记者:“我的母亲黄汉兴是陈铁军的三嫂,两人年纪相仿很谈得来,姑姑(陈铁军)在外面搞革命运动,只要一回家就和三嫂住在一起。据母亲回忆,1928年春节,姑姑是独自一人从广州返回佛山的,周文雍并未随同前来,陈铁军回家想筹备一些革命经费,我母亲还资助了一些钱给她,但姑姑没向母亲提过周文雍的事。”
周文雍、陈铁军假扮夫妻回广州时,陈铁军的妹妹陈铁儿曾一起回来做掩护工作,“小姑姑(陈铁儿)曾跟我母亲提到过周文雍、陈铁军假扮夫妻的事,但并未说他们是恋人关系”。
(《广州日报》2.23 张映武)
半个多世纪以来,“刑场上的婚礼”以及周文雍、陈铁军两位烈士的合影照片广为流传。这张照片是怎么拍下的?他们的真实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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