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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年的记者变身现在的互联网爆料人，高勤荣没有了单位和体制支持，却依然关注着国家社会和时事政治的发展，关注着每个焦点问题的动态变化和热点事件的进展。
谈到自己和家人，他长吁短叹。这一路走来的苦难，冷暖自知。
这个春节，高勤荣过得心急火燎。节前，他在微博上爆料“山西房媳”张彦拥有北京和山西两个户口的事件，引发全国舆论的热议。
“三板斧”
高勤荣，山西万荣人，早年毕业于山西文学院，1984年进入山西青年报。
“1988年，我就把当时的太原市委副书记父子两人‘干’掉了。”高勤荣说，“当时，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见到我说，‘小高，我给你说个事，这个小子强奸妇女，被抓三次，他老子一个电话，我们就得放，你那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高勤荣一听就火了，一个月内，他调查了所有受害者，写了篇内参，发给人民日报。该报群工部主任王永安看完之后，感觉事情很严重，派了两个记者来到太原，三个人再次核查，最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逮捕令发出之后》的长篇通讯。
“第一天见报就轰动了，整个太原都轰动了。第二天，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省委决定将某某开除出党》，第二版就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高勤荣现在说起来还有些兴奋，“他儿子被判了14年，那篇报道影响确实太大了。”
高勤荣出了名，接到的线索也就多了。
接下来，他又与人民日报记者郑德刚采写了一篇《党费风波》，报道的是当时的运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崔某某。有人向他们反映该副局长三件事：奸污妇女、贪污腐败、三年不交党费。
高勤荣当时想，三件事一起调查有难度，而且需要大量时间。于是他先从党费入手。
公安局的“内线”给他提供了证据。在一张缴纳党费的登记表上，这位副局长三年都是空白。
这篇报道在人民日报见报后，山西日报全文转载并配发了评论。
但是，如何处理这起事件，又是一道难题。崔某某副局长仍趾高气扬，像没事人似的，没有受到任何处理。高勤荣看不惯，他认为党章是全体党员遵守的最高原则，岂能践踏？于是，他找到市委组织部长，他问，“我是一名党员，可不可以列席公安局的党组会？”
征得组织部长同意后，高勤荣列席了公安局的党组会。
据他回忆，当时党组会的形势很“严峻”，7名党组成员中，4个都是这位副局长的“铁杆”。开会前，党组书记组织大家学习了党章，然后对高勤荣说：“高记者，你先给讲两句吧。”
高勤荣心想，公安局的党组会，哪能乱讲话，但当时他又不能不讲。他严肃地说：“我相信每个党员都能按党章办事。”
这一句简短的话语，使会议的形势一下子变了。最终，党组会按党章条例，全票通过将这位副局长开除党籍。
两篇报道之后，高勤荣在当地出了名。
命运的祸根
1996年，他去运城采访，正好该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四县受灾，他跑到第一线采访，看到军民昼夜在河堤上奋战，却不见该区的主要领导。一打听，当地市委书记出国了。再打听，当地专员到北京看病去了。
有人私下告诉他，当时，运城地委要换班子，专员可能到北京“跑官”去了。高勤荣托朋友找到了北京有关人士询问此事，并写了内参。
稿子写完后，他打电话请示单位领导。领导对他说，你等专员回来，给他看看。“当时写批评报道得给对方看，这是规定。”老高说。
专员回来后，高勤荣在办公室找到了他。专员看完稿子后，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说，“你胡说八道！我病了，给省长请假了！”“洪峰第二次到来之际，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中，你好意思请假？你是不是党员？”高勤荣也怒了。
事后，高勤荣了解到，这位专员的确有腰椎间盘突出问题，但是他到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看了看病，就“跑官”去了。
回到太原，他拿着稿子找到单位领导，专员也赶到太原“做工作”。后来，这篇稿子最终没能刊发。但是，他持续关注运城的负面新闻，给自己日后的官司埋下了祸根。
调查“假渗灌”
1998年，又是运城，还是负面报道。
当时，高勤荣去运城采访，在火车上，老百姓聊天。有人说，运城当地有一个顺口溜:“美国卫星在侦探，发现运城在备战，日本走了50年，运城炮楼又出现。”他一打听，老百姓说，运城现在在搞农业渗灌的大工程，但是运城是出名的黄泥地，水是不可能渗透下来的，都被黄泥堵住了，当地突击修建渗灌工程，迎接现场会。
下了火车，他就找了个车，沿着公路去调研。他看到，为了迎接现场会，沿路修了一排渗灌池，像一个个水泥炮楼，走近一看，有的就冲着公路修了一个弧形；有的里面都是杂草，池底连水泥都没有抹，怎么可能蓄水呢？
他了解到，这个项目花了两亿八千七百多万元，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纯粹是弄虚作假。后来，他又跑了四五个县，拍了大量的照片，还用摄像机录下很多线索。
采访完后，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就给人民日报写内参。
同年4月3日，他接到了省纪检委打来的电话，要找他谈谈。高勤荣心情愉悦地等着谈话，因为他听说，关于运城的假渗灌工程，人民日报的内参发表后，中纪委有关领导已批示让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
他万万没想到，对方的第一句话是，“你在运城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高勤荣一听就不对劲，直言不讳地说，“没有！”
谈话不欢而散。高勤荣说，之后工作人员又和他谈了三次话，问题很琐碎：你的BB机哪里来的？手机哪来的？有人给你送过烟吗？你是不是在歌厅唱过歌？
调查半年之后，最终不了了之。
但是，负面报道还是“引火烧身”了。
狱中8年
1998年12月4日，高勤荣在北京被山西省运城3名警察带走。在被带回山西的路上，警察向他出示了“拘留证”。在看守所，他拒绝签字。1999年3月17日，高勤荣被以三项罪名起诉至运城市人民法院。5月4日，法院下达的一份长达17页的判决书上，高勤荣因为“受贿”、“介绍卖淫”、“诈骗”这三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高勤荣提起上诉，但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终审判决下达后，高勤荣被投入晋中监狱服刑。
“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我打条借钱，又有领导签字，却判我诈骗；别人还我家借款，我有书证，法院不予采纳，判我受贿；其他人嫖娼，又判我介绍卖淫。他们这样做，一是为打击报复，泄私愤；二是不让记者说真话。”现在说起来，高勤荣依然愤怒。
在监狱里，他写了几百封信申诉，有写给运城中院的，也有写给中央有关部门的。他认为自己是曝光了运城“假渗灌工程”之后遭遇打击报复，是冤案，但是信件石沉大海。
对自己的罪行，高勤荣从不接受。每年年底写总结，总有一栏为“认罪服法态度”，他从来不认罪，而是填上自己的冤屈。
高勤荣入狱，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据他本人回忆：2001年3月，全国政协常委杨伟光、高占祥等7人，就此事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了第89号提案，他们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枉法”。200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韩雅琴等人为高勤荣再次提出建议案，仍然没有结果。
8年之后，高勤荣出狱。
爆料“房媳”
出狱后，他没了记者证，成了无业游民。最初就是靠爱人的那点工资。他想到了卖血，后来又想摆一个擦皮鞋摊，取名“记者鞋摊”。由于家人的反对，他最终没去擦鞋和卖血，而是和以前的一些好友做点小生意，平时写点东西，策划点广告，生活勉强维持下去。
出狱后，高勤荣打抱不平的性格还是没变。这时的他不是记者，没有发稿平台。但时代给了他机会，自媒体时代到来了，“我感觉互联网比以前的平台还好呢。”
毕竟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高勤荣的新闻敏感性比一般人要高出许多。他搜集线索、证据，在博客上撰写稿件，抓的依然是新闻热点，而且一抓一个准。有重大题材，他会与媒体合作。
2011年底，他与《新民周刊》记者合作，撰写了三万字的《血色黑洞》，揭露了山西煤炭采空区塌陷的现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2012年，他接举报，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家里丢了5千万元现金，他第一个在微博上披露，各家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今年1月22日，“房媳”的爆料人找到了他。
他和提供线索的人多次核实，并拿到了张彦的身份证复印件。1月22日，高勤荣在微博上首先公布了此事。由于证据扎实，传统平面媒体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政府部门，中央电视台跟进报道。
(《中国青年报》2.21 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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