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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情报四杰”中的钱壮飞、胡底、李克农三人的故事广为人知，而鲍君甫的经历却鲜为人知。他是我党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发展的第一位秘密情报员，他的情报工作经历如何？后来为什么一直默默无闻？鲍君甫的女儿鲍美云向记者讲述了父亲的特工生涯。
“双面特工”
1928年，在周恩来、陈赓等人的努力下，成功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发展了我党的第一个重要的“双面特工”——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身居国民党特务机关要职的杨登瀛，是如何与我党接上关系的呢？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901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后到上海发展。大革命失败后，他因参与“讨蒋运动”被捕入狱，后经蔡元培保释，蛰居上海，其间结识了同乡杨剑虹，杨剑虹后来加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并拉拢鲍君甫做他的副手。1928年初，共产党员陈养山在浙江武装起义失败后辗转到上海，被编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其间碰到了鲍君甫，鲍君甫的命运从此改变。
“陈养山1925年就认识鲍君甫，那时陈养山常去上海邮局领取广州农讲所学生邮寄来的一些进步刊物，鲍君甫有时也去帮忙，还帮陈养山在上海公共租界找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收信，两人的关系不错。”广东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何志毅告诉记者。
陈养山了解到鲍君甫在上海敌特机构工作的情况，就想将他发展为我方情报人员。他开始让鲍君甫参加地下组织的一些会议，鲍君甫主动将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活动的情报告诉陈养山。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28年5月，陈赓与鲍君甫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面谈，正式将鲍君甫吸收为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成员，由特科情报科副科长、陈赓的助手刘鼎与他单线联系，并派遣连德生担任他的保卫工作。
为配合鲍君甫“双面特工”的角色，中央特科也给他送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故意透露一些已转移的活动据点，让鲍君甫带人“破案”立功。鲍君甫逐渐取得特务头子陈立夫的信任，1929年被正式任命为驻沪特派员。
营救被捕同志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的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人因叛徒白鑫的出卖被捕入狱，周恩来、陈赓指示营救，鲍君甫从特务口中探知，彭湃等被关押在上海的龙华监狱，并且蒋介石已下令枪决，执行的时间在8月30日。后来周恩来、陈赓根据情报组织营救时，鲍君甫又暗中向狱中的彭湃等传达营救计划，告诉他们次日押送途中会有地下武装人员劫车救应。不料当天囚车突然提前两小时出发，营救行动惜败。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在上海不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经鲍君甫多方斡旋，党组织顺利营救出了任弼时。
“鲍君甫还曾提供过一次重要的情报，让周恩来化险为夷。”何志毅介绍说，1930年4月，黄第洪（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从前苏联回国，本来党组织安排他去江西苏区，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与他联络。谁知黄第洪对革命悲观失望，竟密函蒋介石，准备出卖他与周恩来的见面地址，蒋介石指令特务头子徐恩曾负责此事。“徐恩曾当时派遣鲍君甫等人去南京路邮局门口与黄第洪接头，商议设伏阴谋。鲍君甫获悉后迅速联系刘鼎，传递黄第洪叛变的情报，中央及时采取了防范措施，避免了一场危局的发生。”
终止特工生涯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鲍君甫受牵连被秘密拘留，与中央特科的人员也失去了联系。由于鲍君甫是周恩来、陈赓等人直接单线领导，顾顺章不知道他的身份，鲍君甫因“失职”被关押。1932年，鲍君甫被其老上司张道藩保释出狱，蛰居上海，“后来，国民党又任命他为南京‘反省院’副院长，因受到猜忌，他只是负责处理些无关紧要的事务。此时的鲍君甫已完全脱离特工系统，与共产党方面的人员也失去了联系，十几年里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何志毅告诉记者。
据鲍君甫的女儿鲍美云回忆，1934年以后，父亲就一直在南京工作。因说话带着广东的乡音，在旁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在南京的广东人，普普通通，几十年来默默无闻。老家的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鲍君甫有一子一女在台湾，当时两岸的意识形态壁垒很深，鲍君甫担心自己的特工经历会牵连到在台湾的儿女，加上他曾长期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因而一直未向政府报告自己早期的工作经历。”何志毅告诉记者。
直到1956年3月，陈赓来南京探望父亲时，鲍美云的兄弟姐妹们才逐渐知道父亲早期的这段经历。陈赓曾致函证明鲍君甫的身份：“鲍君甫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
“文革”期间，鲍君甫曾因“不予配合交代罪证”遭到批斗。鲍美云告诉记者，母亲谭秀珍后来去北京看父亲，劝他不要太固执，父亲坚决地摆手说：“明明没有的事我怎么能瞎说？我一说，有人就要人头落地！”
1969年12月，鲍君甫在北京逝世，周恩来获悉后指示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鲍君甫的家属”。(《广州日报》3.2 张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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