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薪”与“养廉”的逻辑关系，一直绕不清楚。春秋时管仲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之说，后世流传甚广，如贾谊、晁错都引此草疏做谏。在《管锥编·全汉文卷十八》里，钱锺书的议论颇有助我们厘清思路。

    他先是这样解释晁错《说文帝令民入粟受爵》中“民贫则奸邪生。……饥寒至身，不顾廉耻”等语：晁、贾（谊）们把人缺乏道德完全归因于贫困，乃是由于他们处于国病民瘼（痛苦）时期，回答的是如何“治”的问题，那不是个“闲居高坐，论道讲德”的语境，“故所树义，尚堕一边”，道德话题，权且不提。换句话说，如果国家情况好一些，没有那么民不聊生，则是不该将“所树义”“堕一边”，而片面断言“奸邪”生于“贫”的。

    如果把“义”考虑在内会怎样？钱先生在这儿加了挺长一段“己说”，从中可以约略推测今天钱先生若在，会对高薪养廉主张说些什么。

    先生首先提出“人之作恶犯罪”未必都“起于困乏逼迫”，作恶犯罪还“每由泰甚而恣肆”——安逸过分了人也会作恶犯罪。因为奢侈要花大钱。听今天抓出的贪官们忏悔，基本没有谁是因为“困乏逼迫”而贪的，他们没多少钱的时候，倒都还遵纪守法，开始有钱，吃喝玩乐的本事见长之后，才“由泰甚而恣肆”。

    更使我茅塞顿开的一句话是：“若夫自称待致千金而后改行折节，想其始为不善，必非迫于饥寒”。以目前的语境，此语不妨诠释为：如果有人自称给他发了高薪他就可以不再贪贿，则可推知，他一开始的贪念，保险不是起于“困乏逼迫”。很明显，这里给出一个有罪推定。但只适用于有贪欲者。

    从钱先生一席话，已可推出他的态度：高薪养不了廉。

    （《文汇报》3.19 唐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