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8日，鲁迅在日记里写道：“上午广平来。下午看定住居，顶费五百，先付以二百。”

    写这段日记的时候，鲁迅正在上海定居。当时上海的房价非常之高，鲁迅在民国时期绝对属于中高收入群体，可是凭他的收入在上海买房还是力有未逮。

    但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租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房租很贵。第二，稍微像样的房子都有人占着，你想租到手，必须付给前任房客或者二房东一笔数目可观的“顶费”，也就是转手费。比如说鲁迅想租虹口区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现在叫北川公寓）的房子，就得拿出五百块大洋的顶费。

    五百块大洋可不是一笔小钱。包括鲁迅也拿不出，为了把房子租下来，他只有分期付款：顶费五百块大洋，先付二百块大洋。

    民国上海的住宅跟今天的旺铺一样稀缺，所以某个房客或者二房东一旦租到一所好房子，不收一笔惊人的顶费就坚决不撒手。张爱玲短篇小说《阿小悲秋》里有一段场景：抗战胜利前，上海市区人满为患，一房难求，一对新婚夫妇找不到婚房，去一幢十几层的公寓租了顶楼，光顶费就花了一百五十万，用这笔钱够在乡下买几十亩地了。

    可因为农村太落后，太危险（兵匪横行），太没有发展空间，在农村做地主还不如在上海做蚁族。至于其他城市，因为缺少大租界的缘故，也没有上海安全。故此鲁迅也说过这样的话：上海的房租很贵，空气很坏，但此外也无可住之处，也还只得在此混一下了。

    （《中国经营报》3.25 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