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1840~1939），原名志德，又名建常，曾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并两度担任该校校长（监督）。

    1840年，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徒的一个天主教世家。马相伯5岁进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或许是冲着对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偏爱，马相伯在12岁时背着父母只身来到上海，投入了一所耶稣会学校。这一读，就是整整19年。在而立之年以“特优”的成绩被授予神学博士学位，马相伯成了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通才”。他精通八门语言，痴迷数学哲学，通晓天文物理。

    随着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接连失败，马相伯意识到，只有教育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1900年，马相伯“毁家兴学”，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共计3000亩田产捐给了耶稣会，希望借助教会之力办学，并立下字据：“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然而，耶稣会只对捐款有意，却对办学无心，马相伯想办的“中西大学堂”成了一纸空文。

    直到1902年，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当时还在南洋公学执教的蔡元培，无论寒暑，风雨无阻，每天清晨5点都会步行至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处的马相伯家中，跟他学习拉丁文。一段时日以后，蔡元培陆续介绍来了一批学生，也有越来越多人前来叩门求教，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炎培、胡敦复、劭力子等，还组建了一个译社。当时恰逢南洋公学闹学潮，学生因不满清政府的管制而集体退学，在此情形下，蔡元培邀请马相伯出面办学，与马相伯当时的心愿不谋而合，他欣然允诺。1903年3月，学院开始招生，取名“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

    1905年，耶稣会想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使其“无病而入病院”，同时改组震旦，变成一所完全由教会控制的法国化大学。耶稣会的这一行径使得震旦的学生们群情激愤。为了信守捐献家产时“自献之后、永无反悔”的承诺，也为了脱离耶稣会的控制，真正实现自己的办学理念，马相伯费尽周折，向社会募捐，在经费、师资都非常匮乏的情况下，于1905年办起了“复旦公学”。新校名“复旦”内蕴恢复震旦、振兴中华这两层含义。这也便是现在复旦大学的前身了。

    一直以来，马相伯所追求的都是“中西融通、古今汇合”的教育理念，其目的是全人，尤其是在理智方面的成熟与智慧。他认为大学应该培养德行高尚、学问渊博的人才，而不应只满足于教授知识与技能。

    马相伯在所有的课程中也最看重语言、哲学和数学。他认为，要了解西方的话，必须从拉丁文学起。而哲学思潮，尤其是西方的哲学思潮，除了具有启蒙功能外，还可以帮助“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因此，他亲自编撰拉丁文教材《拉丁文通》、语言学理论《马氏文通》和哲学教材《致知浅说》，为学生教授哲学、拉丁文、法文、数学等课程，将中西人文思想融汇其中。

    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是马相伯提出的三条办学宗旨。换言之，他认为科学和人文两者皆不可偏废。现如今，“中国学生原创力不够”这个问题常常被教育界人士提及，而马相伯早在那个年代，就指出了长期以来的经学教育对中国学生的遗毒。“中国人不但懒于行动，尤其懒于思想”、“只重记忆，只知依样葫芦，等于只知贩卖，不愿创造”。他推崇在教学中采用“提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法，反对只停留于文字表面的训诲或者教条式的灌输，注重研究与实验，希望学生能够手脑并用，求得“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从而提高原创力。

    （《中国教育报》4.13 龚瀛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