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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资助贫困学生的捐赠活动，18年后曝出风波：原本400元甚至更多的捐款，到受助者手里只有40元。捐款到底是怎么分配的？剩下的钱去哪里了？捐助者的回信又去哪里了？调查组的结论似乎并不能解释所有疑问。
小喜
陈阿姨会面各种说法40和400余额与怀疑
1995年9月的某一天，江西吉安峡江县戈坪小学5年级2班的陈小喜接到了班主任递过来的40块钱。11岁的小喜拿着这笔“巨额”款项，对附带的一张“希望工程1+1结对救助卡”没有更多认识。
在当时的峡江县，40块钱够维持一个人生活数月。和小喜同班的邓文忠也接到了这笔40元的助学金。收到助学金的贫困生，事后被要求各自写一封感谢信寄回给捐赠人。小喜按照卡片上深圳市南山区“陈楚碧”家的地址寄去了一封信，邓文忠则向一名江姓的深圳人送去了谢意。在那之后，他们表示再没收到过任何东西。
虽然和其他收捐助的同学一样，寄出的感谢信都收不到回音，但是，小喜一直没放弃写信。他以每学期两封信的频率试着联系这位陈阿姨，直到初中毕业。后来，小喜因为家庭条件不允许没能继续读高中。但远在深圳的那位好心人，还在让小喜惦记着。
陈阿姨
1995年的一个夏日，共青团深圳市南山区委来到了大汪山社区居委会，带来了“深圳南山——江西井冈山‘希望工程’1+1结对救助”的计划。作为居民组长，陈楚碧女士决定自己出资捐助一个井冈山地区的孩子。她得知，供井冈山地区的小学生一个学年的费用要400元，于是她拿出400元钱，和其他几位居民组长、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钱合在一起，作为第一笔资助款寄了出去。
陈楚碧回忆，当时拿回了一张结对卡，上面记着与她结对的孩子名叫“陈小喜”，以及戈坪小学的通信地址。活动组织者告诉这些捐赠人：本着自愿的原则，以后各位可以自行给受助对象寄款项，团委不再统一组织。于是从1996年到1998年，陈楚碧开始每年9月份前后给陈小喜寄去400元钱。寄了4次，一共1600元。“钱没有退回来过，说明都寄到了。”多年过去，陈楚碧没有留着当年寄钱的票据。
第一次捐款之后，陈楚碧很快就收到了陈小喜的感谢信；之后，她还能以大约每学期两封的频率收到小喜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以及家庭状况的信件。陈楚碧则鼓励小喜，安心读书，还间或在信里夹带10元、20元或30元钱。陈楚碧就这样和小喜“通”了四年的信。但是从没人提起过每年捐赠钱款的事。
会面
2001年，在家务农的陈小喜又试图联系那位从未有过音信的深圳阿姨，并托了自己在广东东莞打工的叔叔写信联系。结果，奇迹发生：陈阿姨来信了。两人终于真正通上了信。陈楚碧还在信中鼓励小喜好好读高中，将来读大学，自己会支持他。小喜告诉阿姨，自己已赋闲在家，并请阿姨为他在广东找一份工作。陈楚碧则寄回20元钱作为路费，打算让这个“女孩”来自己家做保姆。结果陈楚碧的大女儿有一天突然在家接起了一个电话，转告说：“妈咪，有个叫小喜的男的找你。”陈楚碧这才知道，“通”了六七年信的受捐赠人，性别都被自己搞错了。
2001年，小喜和陈楚碧在深圳见面了。两人渐渐熟络起来。2002年，两人聊天时，发现一件事对不上：1995年的400元钱，到小喜那里只剩下了十分之一；后面三年的每年400元，也没有收到，那些寄往戈坪小学、中学的信也都石沉大海。但这些往事并没引起两人太大的反应，“过去了就过去了。”小喜不想追究，陈楚碧总是说：“做了善事不求回报，做过就好。”
陈楚碧的二女儿听到了母亲和小喜哥的对话。
各种说法
2013年3月，陈楚碧的二女儿在某个场合提起了这件往事，被深圳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孙海峰发到了微博上，“捐款缩水”一时甚嚣尘上。有网友还计算了一下，捐款的缩水率为97.5%。
小喜老家——吉安市峡江县组成了调查小组。调查组开展调查工作和给出结论的大前提是：陈楚碧没有后三次捐款的证据，所以峡江和吉安市方面认为“每年寄400元，寄了4年”是不被认定的。小喜说，连同调查组得出的结论，他最近已经听到过关于自己经历的三种说法了：一、第一次400元捐款全部发放到了小喜的手里，且有小喜的签名确认。二、小喜的确只收到40元钱，但另外360元钱是用来替他交学费了。三、受助人陈小喜当时领取了两个学期共80元的捐助款。
以上三种说法都被小喜一一否认。小喜确定自己只收到过40元的捐款，没有签过名，自己的学费也全部是自己家里凑上的。
40和400
捐来的款项是怎样分发至每个县市的每个学校的？没收到的钱卡在了哪个环节？记者找到了江西省吉安市希望工程办。通过该办公室主任阮晓燕了解到，当年善款的发放形式是：由共青团吉安地委统一安排，按学期、分批次逐步将“希望工程基金账户”（由深圳南山捐款构成）中的助学金拨发给下属各县市的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吉安市希望工程办提供了详尽的历史资料——从1995年开始每一个学期，他们将助学金拨发给下属各县市的通知文件。
随后，在共青团峡江县委，记者被告知当年的拨款文件可能已在县政府搬迁中遗失。在戈坪小学，校长胡会平表示相关资料更是无从寻找。
贫困生们每学期应该拿到手的，到底是40元还是400元？在吉安市希望工程办，记者调到了1995年共青团吉安地委在“深圳南山——江西井冈山1+1助学活动”中的助学金下拨通知。这些助学金拨发文件中都写明助学金标准为“人均40元”。在该活动第一次捐款时，吉安地区的资料显示“根据捐方意愿及资金到位情况，目前确定的受助生总数为3069名，助学金标准为人均40元，拨款总计122760元。”阮晓燕解释说，陈小喜第一笔接到的40元钱，就属于这批拨款中的一部分。
既然第一次捐款的人均标准的确是40元，那为什么陈楚碧拿出了400元？吉安市的官方调查结果表明：“‘1+1’助学以解决每个贫困学生每学年的书本费及基本学习资料费为原则，标准定为每个学生400元”。共青团深圳市南山区委书记刘菲菲确认了这一说法。“当时的团南山区委倡导各界人士按照一次性救助的原则，拿出400元资助一个贫困学生。”依据官方的调查结果，400元钱被分批次发放到了学校，小喜在收了两个学期之后，从戈坪小学毕业，故不再有受捐资格。
余额与怀疑
不论小喜收到的是40元还是80元，余下的钱去了哪里？在官方的调查结果中，对于“其余320元钱”的去向解释是：转为资助其他困难小学生。对此陈楚碧感到不解：“我当初签订的是一对一的捐赠项目啊，为什么会给到别人？”
井冈山老区与深圳南山区1995年签订的“开展1+1助学活动协议书”中协商内容，包括分两批次将320万元汇到江西省吉安地区的“希望工程基金账户”，另外在第六项中明确写道：“待受助学生全部毕业后，捐款余额重新用于安排救助贫困学生。”文中并没严格规定可重新分配捐款余额的时限是“小学毕业”。
记者找到了小喜的同学邓文忠。邓还讲到当年学校对他们“集资”、“借资”用来修建校舍的往事。30公里外，戈坪小学校长胡会平对此表示：现在早已没有了向学生集资的事。另外，邓文忠的同事——1990年出生的晏姓小伙也对记者讲述了他在戈坪小学读书时的经历。“那个时候,希望工程的捐款是有的，但是觉得很乱。身边同学的受捐助资格都不确定。常常是这个学期还可能接受捐助，下学期就没这个资格了；有的家庭贫困的不一定获得资格，学习好的学生反而会获得……”
现在，陈小喜和陈楚碧对当初的事情都不想再追究了。陈楚碧全家依然热衷于慈善。在他们位于中山市南朗镇的家里，陈楚碧的爱人经常捐助当地的“老年人中心”；陈楚碧的二女儿则常去深圳的流浪狗收容站做义工。不过她告诉妈妈：以后再捐款做善事，最好是亲自送到对方的手里。
(《北京青年报》3.20薛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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