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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郭川驾驶“青岛号”无动力帆船完成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归来，成为完成此壮举的世界第一人。在国际帆联的世界纪录名单中，单人驾驶无动力帆船不间断环球航行成功的不足百人。人们想知道：一个人在海上漂泊138天，其中的乐趣和苦痛是什么？
什么新鲜就玩什么
蓬松的头发有些自然卷，发质特别好，两个鬓角短而整齐，发型并没有经过刻意的修剪，看上去像一顶帽子，却很自然，整个人特别健康。妻子肖莉回忆起1996年初见丈夫郭川时仿若往日重现，“他开着一辆红色桑塔纳，在我们眼中，那是比现在的劳斯莱斯还要让人羡慕的东西。他是一个骄傲的人，趾高气扬，充满自信，知道的事情特别多，好像生活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一样。他是个疯狂的家伙，想去南、北极和喜马拉雅山，那时我恨不得登月都想想有没有他。我随时都在仰望他，有距离感。”
那一年，31岁的郭川已经是长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副总经理，官至司局级，并且开始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读MBA。只是单位那间独立的大办公室套不住他胸膛那颗追求刺激的心，滑雪、滑翔伞、三角翼、潜水等，什么新鲜他就玩儿什么。
在那个年代，郭川绝对算得上是一个个性十足的潮人。于他而言，朝九晚五的生活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办公室里的故事也时常让人苦恼，于是爱憎分明的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1999年，郭川辞职了。“我想要一个积极的生活方式，我想重新开始，不想像一条死鱼一样每天什么也不想。”
就这样，在同事诧异却也不奇怪的眼神中，郭川开始追求自己眼中自由的生活状态。
2001年，郭川在山东见到了自香港航行而来的“情怀号”无机械动力帆船。“那时就觉得这么漂亮一艘船很新奇，桅杆、风帆、绳索、船舱等等，看上去就让人兴奋。”正巧中国最早涉足帆船领域的香港富豪庞辉送给内地帆船协会一艘赛船，却一直无人去开，郭川便动了尝试一下的心思。同年他作为团队成员登上“情怀号”参加了从香港到三亚的帆船赛。尽管角色基本上是一名乘客，但是郭川将之视为自己的初恋。
“在船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几乎没有，问题和瑕疵都会被放大，但是我得到了认可，下船之后就获得了邀请，于是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然后就一步步走到了现在。”郭川说，“几百年来帆船运动成了舶来品，庆幸的是我没有走弯路，一开始便获得了在香港学习的机会，在那里我打开了一扇窗户。”
香港是郭川的起点，在这里他被帆船这个圈子接纳，开始不断参加比赛。2007年，这个曾经的门外汉决定前往帆船的麦加——法国拉罗谢尔深造试训。
打败幽闭恐惧症
在此次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之前，郭川的帆船生涯已经有了很多个第一。在诸多第一中，2009年跟随“绿蛟龙号”完成VOLVO环球帆船赛让郭川第一次“名扬天下”。“在终点圣彼得堡，西方名流云集，作为唯一一名中国人，单独设奖，五星红旗飘在空中，一个人走上去感觉很不一样。”
光环与荣耀背后，有一段被郭川视为“dark side（阴暗面）”的经历。在“绿蛟龙号”抵达青岛之前，他患上了幽闭恐惧症。
由于语言存在障碍，作为媒体船员的郭川工作并不顺利。“如果熟悉，船员们随便嘟囔一句什么笑话，一天的素材可能就够了。他们在用自己的母语工作，而负责记录喜怒哀乐的我却很多时候听不明白，到了夕阳西下，连一个镜头都没有拍。”当时帆船赛一共有8条船，其他船上的媒体船员都是沟通毫无压力的顶级水手，每次看到他们的作品，郭川的压力就会增加一点，直至“心理扭曲”。
“当时已经是一个废人，不会笑，不能睡觉，脸是僵硬的。以前隔壁打电钻都能睡，但是这次不行。在吃安眠药和抗抑郁的药，可在船上大风大浪中工作与药理相违背，来不得片刻休息，极度痛苦。”郭川说。
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有朋友建议郭川别再和自己较劲了，在船上再怎么被人翻白眼、瞧不起，外面的人也不知道只要能够耗回来就行，就是狗熊捆在船上回来了也是英雄。但骨子里要强的性格不让郭川这样做。“当时就像一个学生在和十个教授一起工作，那些都是经验丰富的顶尖高手。我看着他们，就想和他们一样，不然不舒服。”他说，“我也不想拿着奖状去招摇撞骗，我要的是自己内心的踏实，是真实的我，毫不夸张的我。”
“绿蛟龙号”进港休息期间，郭川开始服用中药。也许是药真的有效果，再加上自己的坚强，当船驶离青岛后，他的病情逐渐好转。“一天天好起来，人生在重生，在恢复，不相信一些另类的力量都很难解释。”
在那些“另类的力量”中，有肖莉的一份功劳。当郭川与心魔相抗衡时，肖莉通过网络看到了他的航海日记，“我觉得这个人很辛苦，他的生活是没有人照顾的。知道在码头其他人都有家人欢呼，他自己却默默回船舱整理机器。觉得他真可怜，就想帮帮他。”
沉重的梦想
郭川是个喜欢跟自己较劲的人。尽管获得了认可，他始终认为“绿蛟龙号”之行自己只是一个配角，他还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梦想。于是VOLVO环球航行结束后，他开始计划“奥德赛之旅”。
“奥德赛之旅”是一个沉甸甸的梦想。仅凭一己之力，梦想难以实现。幸运的是他在关键时刻，找到了一个认同自己价值观的团队。
仍在考文垂大学攻读体育营销博士学位的刘玲玲是郭川团队的总负责，曾经在北京奥申委、国际足联、伦敦奥组委等多个单位、机构工作过的她经验丰富。在与郭川合作之前，她去法国看了前者的训练便做了接下这个项目的决定，“他是一个踏实认真的人，能执着于自己的梦想，我们俩脾气比较对付，所以就一块儿做这件事了。”
刘玲玲接这个项目已经是2012年的3月，那时郭川在法国训练，刘玲玲则在英国的家中工作，运船、寻找赞助商，媒体宣传，第三方服务的采购，后勤保障等等。不管时间多晚，两人拿起电话就能沟通，做事风格默契。郭川说：“从赞助商的响应到合同的签署和执行，多亏她和她的团队，非常了不起，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起航以后，郭川在海上漂着，他在岸上的团队其实过的也是海洋时间。在这将近138天的航行中，刘玲玲是与郭川通话最多的人，后者不能让自己负面的情绪影响家人，就只得在团队伙伴面前宣泄。郭川说：“最长一次打了2个小时40多分钟吧。家里人带着孩子，压力也很大，说太多会影响生活节奏。”
距离郭川胜利返航已经过去半个月，刘玲玲说：“就感觉他上岸了，我还在海上。”
没有收网的时候
这一次在海上将近138天，郭川说它不是一次精神苦旅，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他哭过很多次，但是在他传回的百余段视频中，只有一段有哭泣的画面，那是在过被称为海上坟墓的合恩角时留下的。“那些泪水不是痛苦，更多是激动，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是一种宣泄。”
郭川和肖莉形成了默契，报喜不报忧，但是他一开口，妻子总能听出他当时的心情好坏。肖莉说：“其实上次跨大西洋时他和我诉过苦，我说你不能和我说，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而且你和我说我会不舍得让你出去的。”于是北京时间每天傍晚，她会和儿子一起等着郭川来电话，开开心心说一通，当做什么烦恼都不存在。
就在距离成功只差一两个小时的时候，郭川的船被渔网缠住了。不少朋友为了接他，凌晨出去找了3个小时也没见着他的影子，肖莉在电话里也只是听到水声和丈夫一句“不要管，我特别忙”。
上岸之后一天忙完，郭川才含着泪对妻子说自己差点儿就回不来了。肖莉明白，这个“回不来”是指功亏一篑，那对丈夫的打击会很大。
下个月郭川又要去欧洲了，不过之前他还有个任务。五音不全的他得学会唱两首哄小孩的儿歌，儿子郭伦布到现在也只会叫妈妈，不会叫爸爸。
(《北京青年报》4.22 王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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