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以朱熹读《诗经》为例，开始读时，他就未知有疑，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跳出《毛传》、《郑笺》的传统《诗》学的窠臼，奉《毛诗》为圭臬。而等到他知之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后，才感到是真正读懂了《诗》了。

    《毛序》解诗的基本观点是“美刺说”，以为《诗》三百篇都有美刺的深意，后人更认为《郑风》与被称为“淫声”的郑声是两回事，应当在《诗》三百篇外别求郑声，借以维护孔子“思无邪”的千年诗教。朱熹断然认为《诗》中的《郑风》、《卫风》就是郑卫之声，古时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采集里巷歌谣，是“不问其美恶而悉陈以观”、“不嫌于庞杂”，这些民间土风本就没有什么美刺。自悟雅郑邪正之辨使朱熹彻底抛弃传统解《诗》的美刺说，而确立了自己经传相分、就经说经的解经原则。他的《诗》学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主《毛序》作《诗集解》到黜《毛序》作《诗集传》的根本转变，从而建立了自己的解《诗》体系。

    朱熹对“四书”学，也是他在熟读这些著作时，产生怀疑，进而解疑，并在吸取融贯众家之说后建立“四书”经学体系的。他删改、重写《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是抛弃了历来的解经方法，而采取汉儒的训诂解经方法。

    朱熹的“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的治学精神和他从无疑，到有疑，到解疑，到无所疑的读书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人民日报》4.30 涂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