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开阔视野，把目光从美国式现代市场制度，扩大到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荷兰）及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地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在一些重点领域，包括大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安排、住房、商业银行、基本福利制度、教育培训等方面，需要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和借鉴。与美国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禀赋在不少方面和中国更接近一点，因此需要仔细研究。

    其次，中国的改革首先应当大幅度地放权，应该由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行自身的改革。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差距很大，因此，不同地区的政府应当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改革方向。

    依赖立法搞改革不一定是最符合实际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各地的社会经济禀赋差距巨大，全国一刀切，立法搞改革，即便是所立之法律可以执行，其效果不一定是好的。

    再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有足够的应变能力。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中国百姓的社会禀赋是在不断演进的，市场理性程度是在不断提高的，对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的偏好也是不断改变的，政府的执行力也是会不断改变的——改革本身事实上就在不断推动政府的执行力提升，因此，中国在改革中需要更加强调制度的灵活性而非僵化性。

    （《社会科学报》5.9 李稻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