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年底，我自美国留学归国，1951年年初即随梁思成先生参加一些工作，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就是其中的一项。

一、设计方案的择定

人民英雄纪念碑意义重大，通过竞赛，梁思成先生的设计方案被采用。虽然设计竞赛已经定案，但是仍旧是众说纷纭。例如，建筑学家和雕塑家的意见就不一致。雕塑家希望以雕塑为主，在碑前或碑顶作群雕，或碑身就是雕塑。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则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本身是一座碑，要来承载字。1951年国庆时，却另有一个一比五的设计模型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底下一个红墙台座，有三个门洞，台上立碑。据说这个新方案是陈干同志设计的。梁思成先生见后，很是着急，特意写信给彭真市长，详细阐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意图。经过一段时间后，再次确定使用梁先生的方案。

二、位置的改动与朝向的调整

1949年9月30日，毛主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由于奠基较为匆忙，未顾及整个广场的布局，待到深化设计时，发现奠基的位置离天安门和旗杆太近，当时还在酝酿碑身加高，如此就更会觉得空间局促。后来经过数次设计，最终由北京市规划局的赵冬日同志敲定改在绒线胡同东部路口。这个位置处于中轴线上略微偏南，为建国十周年规划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选址留有余地，使得这三个建筑物与天安门之间形成菱形关系，不同的位置都有非常好的视角。

毛主席题字的正面碑身，按照中国传统，要朝向南方，但是，主要的人流从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后多集中在广场北部，这样人们就看不到碑的正面，广场有大型纪念活动时更是这样。因此决定调转碑身方向，正面面对北面的天安门。当时，巨大的碑心石已经运至工地，而天安门广场原千步廊的长墙尚未拆除，空间局促，把如此巨石从南向北转向是想尽办法才实现的。

三、建筑材料的选择

大家对纪念碑的材料选择非常慎重。当时从全国各地采来的石样，都送至清华大学材料实验室进行质量、密度、耐酸、耐蚀性等测定。最后青岛浮山的花岗石入选。为了避免碑身由石块拼接而成为“百纳碑”，必须要有一定的体重与高度的碑心石来镌刻毛主席的题字，以便体现出独特的内容。最后选定在青岛浮山的巨形花岗石，粗加工后重103吨，克服重重困难才运至北京。长14.7米、宽2.9米、厚约1米的碑心石，重60吨，挑战了当时的技术极限。纪念碑其他部分的选材也颇具匠心，月台面用山东泰山灰绿花岗石，散水系周口店花岗石，甬道为昌平微黄花岗石，加上汉白玉浮雕、栏杆。各种石料质地、色泽既统一而又有细致变化，工艺严谨精致、一丝不苟。

四、精益求精的设计与施工

纪念碑的设计方案选定后，又经过了不断地改进。例如：原方案中曾设计从纪念碑内部通过电梯直达顶层，向四周瞭望，纪念碑下还有检阅台，内部有陈列室，后来这些都取消了。

纪念碑的建筑细部可谓有古有今，有中有西。台座顺应中轴线，东西短，南北长，继承了中国传统台基的惯用手法。碑身在三分之一处略有收分，使得纪念碑更挺拔、有力，这是吸收西方古典柱式的做法。在纪念碑的纹样设计上，还有些设计者希望要新颖，林徽因先生则着眼于花纹饱满，尽管林先生的草图未被完全采用，但仍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碑身的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设计时预先代拟，后来由毛主席信手题写在大信纸上，经过精心放大和修饰，最终镌刻在石碑上。纪念碑的背面是周恩来总理题写的政协赞文，由于他平时工作繁忙，难以静心书写，故特别抽出一两天时间住在北戴河，写了两个稿子供选用。字刻完后，要进行鎏金，再用放大镜检查有无“砂眼”，最后再用玛瑙细致地磨一遍，以防日后因雨水的侵蚀而变质。

五、雕塑创作

纪念碑的雕塑内容经由范文澜先生领导的小组认真推敲，再由中央审定，包括八个题材、十块浮雕，分别是焚烧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及解放全国（支援前线-胜利渡江-欢迎人民解放军）。

雕塑的具体设计工作由八位精选出来的雕塑家来完成。其中包括王临乙、刘开渠、曾竹韶、滑田友、傅天仇等。当时天安门广场专门盖了一座临时工棚，作为雕塑家工作室。在创作过程中，除了借鉴西方纪念碑的典范，大家还结队赴西安、洛阳龙门石窟等地参观鉴赏中国古代的雕刻遗产，并将一些雕刻精品复制下来，观摩学习。

雕塑的实际镌刻，由“艺匠”们完成。这类人才难得，最后遴选出一位琉璃厂做假古董的高手，由他授徒培养。这批“艺匠”后来成为北京雕塑工厂的骨干。

纪念碑的规划设计方案确定后，还规划建设了碑南的绿地。后来建造毛主席纪念堂时这里被拆除了。

（《光明日报》5.2 吴良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