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媒体读到一位学者的文章，文中列举不少例子，如36岁的张晖死于急性白血病、38岁的胡可心死于肝癌、37岁的张哲和60岁不到的邓正来死于胃癌……从而得出结论，这些学者的英年早逝，是他们忘我工作、过度疲劳的后果。

不过此处先要存疑的却是，这些学者的英年早逝与他们的忘我工作或许存在相关性，但却难于证明其间存在着因果性。疾病的发生首先有其生理基础，如果说生活方式谈不上是病症发生的主因，那么认为这些青年学者因为忘我工作以至过度疲劳而英年早逝，就不再是一种客观的描述，而是一种个人偏见。

但作者却从这种偏见出发，提醒当下的知识分子，要学会善待自己，悠着点使劲，以免把命搭上。然而，从上述青年学者的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当今社会难得的一种情操，这就是对于工作的执着追求。身处急功近利之风盛行的学术界，张晖的自述是“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若说世上会有一种东西令人肃然起敬，其中就有这种执着无悔的敬业精神或人生志向。

不过作者的好意劝告似乎还有另一层目的，在他看来，如今不少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其工作压力更多来自不合理的科研管理体制，比如为职称、岗位津贴和项目的申报而拼命工作。甚至由此猜测张晖的早逝，也是此种压力的牺牲品。多亏张晖的早年信札，“现在搞学问的，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

仅凭张晖等青年学者所取得的业绩，我们似乎更有把握推出这样的看法：他们的忘我投入更多是出自于对学术本身的热爱，这就足够矣。

（《文汇报》4.25 陈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