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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称勇力冠于全国的人为“国士”，我们相信，这个词属于所有为民族为国家奉献一切的人。
寻找者张恒
3月28日，陕西省政府官网发布了《关于批准徐治帮等5名同志为烈士的批复（陕政函〔2013〕46号）》。这5位烈士都是在对日作战时牺牲的国民党士兵。是谁将烈士的姓名从历史中挖掘出来，又是谁在推动此事不断发展？他就是“国士”寻找者——自1984年就开始研究十七路军军史的西北大学教授张恒。
1997年，张恒在山西省平陆县洪池乡西郑村见到一块刻着“为国捐躯”四个大字的墓碑。碑文上记载了1939年春天，陆军第177师530旅第1059团第三营28名将士与侵华日军激战中条山牺牲的信息。大体还能看出碑文上士兵的名字、年龄和原家庭住址。“这些战死士兵的家人都不知道在哪里，没准还等着他们呢”，当地人的一句叹息戳中了张恒的心，他决定去寻找这些人的家属。
2009年春节过后，张恒在当地政协的帮助下开始寻找。在商洛的山区，张恒到村里去询问年纪最大的老人，一点点拼凑70多年前的信息。在商洛20多天，张恒走了3000多公里，直接找到的逝者家属有5个。张恒在当地留下自己的信息，在村委会大喇叭里广播：“我叫张恒，我找到了一个墓碑，上面有70多年前咱们村里被抓去当兵人的姓名，他叫×××，如果您认识他或者他的亲属，请与我联系，谢谢啦……”说完，再重复两遍，以便老人听得清楚。到目前，28人中有17人的家属被找到，6名成功申请为烈士。其中5人的家属，是通过张恒找到的。
张恒知道国家关于抗日国民党将士申请烈士身份的规定。当家属提到这个问题时，他挑选了材料比较充分的几个人，帮着提出了申请。然而申请并非一帆风顺。起初民政部门要求必须要直系亲属来申请烈士身份，可烈士们多没有后代。张恒就去向民政部门解释，“在农村，侄子就是后人，可以申请”。县一级的民政工作人员听说是国民党士兵，不接受逝者家属的申请。张恒打印了陕西省的相关文件，送到家属手里，再到民政部门解释说服。到省一级，又要求家属提供烈士档案。张恒与工作人员反复交流，最后允许用山西省提供的牺牲证明代替。4年来，张恒在陕西省、西安市以及区县等民政部门之间奔波了20多次。最后，陕西省政府终于批准5位烈士的申请。张恒很兴奋，“因为他们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他只希望，这些快被遗忘的历史像这次的烈士徐治帮、汪家强、吴宗树、郝兴泗、任丙杨一样重沐阳光。以下是5位烈士的故事。
汪家强被抓丁
汪家强，一等兵，1937年底从陕西柞水凤翔河村被抓走当兵，1939年牺牲，时年19岁。
汪家强有个姐姐，两个弟弟。如今汪家姐弟只剩下四弟汪家河在世。82岁的汪家河思路比较清晰，他记忆里的二哥“个子大大的，有劲得很”。汪家河是坐在山顶老房子的土炕上亲眼看见哥哥被抓走的。1937年阴历八九月份的一个深夜，保长（当时是保甲制，十户为甲，十甲为保，设保长）带着四五个人突然来敲门，家里大人只有母亲在。母亲让汪家强钻进板柜躲起来。不过，保长直接掀开板柜把17岁的汪家强捆走了。母亲在山路上追出小一公里后终于放弃。
汪家强在的时候，田里的活儿都由他来干。父亲在他被抓走后不久病逝。三哥汪家申去给富人家当长工，没有工资，只管吃住。汪家河当年还小，母亲小脚下不了地，姐姐有点“傻”。日子挨不下去了，一家人只能出门讨饭。后来“傻大姐”招来个女婿，地里的活儿才有人干，家里的日子才好过一点。
汪家强消失的七十多年来，家人没有给他烧过纸钱。在山里有一种说法：烧纸会把活人咒死，所以不烧。母亲跟他们说做梦梦见二哥还健在，只是不知在哪里。2009年，随张恒教授参加山西纪念活动的时候，见到刻着二哥名字的墓碑，汪家河老泪纵横。在有生之年能得到哥哥音讯，即便离开，他也能给母亲一个交代了。
吴宗树本是乡间教书匠
吴宗树，一等兵，1937年在柞水县九间房乡应征入伍，1939年牺牲，时年21岁。
吴宗树排行老三，上面有大哥吴宗娃、二哥吴宗发。吴宗发有吴绪潮和吴绪龙两个儿子。因为太穷，吴绪龙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人，与吴绪潮一家在深山老林相依为命。吴绪潮听父亲讲过，当年国民军路过家乡征兵，家里是自愿出人去当兵的。问题是谁去当呢？
76年前，吴宗树在一个叫做织纺沟（音）的地方教书。家中两个兄弟在山上干苦力。吴宗树比另外两个哥哥更有见识些。三兄弟商量后，吴宗树自愿去打仗。从此织纺沟里少了个教书先生，抗战的部队里多了一个识字的兵。吴绪潮猜想过当年家里没吃没穿，肯定要留下能干活的，所以父亲和大伯理应留下。吴绪潮也想过，也许是因为三叔见过世面，有所抱负，所以自愿去当兵抗战。
现在的吴家是山里最穷的人家。吴宗娃的孙子吴强杰55岁了，因为贫穷，没能结婚生子。吴绪潮的儿子做了上门女婿。村里人说，如果能有一个像烈士吴宗树这样的读书人在，吴家可能不会这么穷，说不定吴宗树还能在村里担个一官半职。在这些地方，文化人很稀罕。
吴绪潮后来问记者，三叔被评为烈士，政府会不会给自己一些帮助？商洛市商州区的一位民政优抚工作人员曾告诉记者，一般生活困难的亲属都能领到每月200多元的补助，但像吴绪潮这样的非直系亲属需要进一步申请。
任丙杨：替儿上战场
任丙杨，一等兵，1937年从商南王家庄被抓走，1939年牺牲，登记牺牲年龄27岁，记者调查实际年龄33岁。
其实，在山西发现的中条山保卫战纪念碑上并没有“任丙杨”的名字。因为，任丙杨是替儿子任兴福上的战场，这是一个替儿从军的故事。任兴福早年过继给了亲戚当儿子，后来改名为任兴海。70多年过去了，这些故事早就淹没在了人们的记忆中。2009年，张恒教授因寻找烈士家属找上任家时，才让人重新忆起往事。
1937年冬天，国民党军队来王家庄征兵。按照征兵要到16岁的要求，任家只有任兴福符合标准。谁都知道，如果被抓去当兵，可能就死在战场上了，任丙杨不忍让儿子送死。待到来抓壮丁的那天，任丙杨跟妻子吴秀珍商量好，决定替儿子上战场。在登记信息的时候，他也就用了“任兴福”的名字。直到战死，墓碑上仍刻着他大儿子的名字。
在三儿媳桂爱荣的记忆中，婆婆吴秀珍常常念叨音讯全无的丈夫。逢年过节，吴秀珍就在院子里画个圈，摆上碗筷和食物，一遍遍地喊着任丙杨的名字。吴秀珍一辈子没有再嫁。1973年去世时，她留下遗愿，希望能找到任丙杨的下落。
2009年，得到父亲的消息后，任丙杨的三儿子任兴国一心想为父亲申请烈士的荣誉。四年过去，4月12日，申请审批下来了。只可惜，任兴国因癌症已于3月23日过世。谈到爷爷被追认为烈士的事情，任兴国的儿子任中明说，不图什么补贴，只为了一个家族70年的心愿。他的爷爷，不再是下落不明的壮丁，而是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
郝兴泗当兵后妻子被卖
郝兴泗，一等兵，1937年从洛南县被带走当兵，1939年牺牲，逝年25岁。
郝兴泗在家中排行老二，家中有大哥郝兴胜，三弟郝兴岳。平陆县民政局开的郝兴泗的牺牲证明就挂在郝兴岳之子郝照民家里显眼的位置。这张证明是郝照民在2009年随张恒教授一起去山西凭吊抗战英烈后拿回来的。
郝照民以前总听父亲提起当年征兵的事。当年一些有钱人家可以出屋不出人，但那时家里穷，大伯郝兴胜二十七八岁，是家里生活的支柱，并且已经结婚想要孩子。父亲郝兴岳当年只有五六岁，所以一家人考虑之后，只能让二伯郝兴泗去当兵。其实，时年23岁的郝兴泗也才刚刚娶了媳妇。郝兴泗走后，媳妇何菊在家里等了两年。据郝照民说，他二妈何菊被大妈“卖”给不远处的人家做媳妇，但何菊是自愿的，能换点钱解燃眉之急。
郝兴泗今年被追封为烈士后，郝昭民说他的愿望就是为二伯在家里建个坟，以后到烧纸的时候也有个地方祭拜。
徐治帮弟弟的希望
徐治帮，一等兵，1937年从陕西商县治安乡徐家村被拉走当兵，1939年牺牲，逝年21岁。
徐治帮排行老二，家中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按照当时的“规矩”：谁家的男丁多，就要出人打仗。两个弟弟，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不过十岁，他成了不二人选。
在徐治帮的老家，86岁的老太太李拉是为数不多见过他的人，那年她才十一二岁。据李老太太回忆，19岁的徐治帮是哭着被人硬拉走的。那时他有点胖，身高一米七八左右，一直坐在门口石碾子上哭，一家人也跟着哭。家里没来得及吃团圆饭，就被人匆匆拉走了。徐治帮的父亲半年后就去世了。徐治帮的老母亲总是坐在石碾子上哭。另一位86岁的老太太侯者回忆，徐治帮走的时候已经成家了，妻子叫张欠娃。张欠娃终日以泪洗面，等了约两年，改嫁他人。
现在，徐治帮的三弟徐治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大哥回家。但是，墓葬因为多次乔迁，已经不能准确找到。徐治云想，将来到山西大哥征战过的地方捧回一把黄土，葬在老家门口或者当地的烈士陵园，立一块墓碑，算是请大哥魂归故里。
(《法制晚报》4.23 石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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