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毒姜农事件引发了争议，让我们看到事物的多面性。当大众义愤填膺地谴责姜农们的道德败坏和人心沉沦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被自身潜意识刻意遮蔽的另一面：那群至今沉默的姜农的权利贫困。

    在农民权利贫困和社会道德堕落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从社会整体以及农民群体的自然道德水准看，当一个人不能从正当的渠道获取生存所需之资源，他就只能通过破坏法律或道德的方式，以一种非正当的手段去取得。当一个人或少数人其权利受到排斥，他可能还会遵循个人良心和人类文明与社会规范的指引，表现出一种德性。但是，若受到排斥的不是少数人，而是一个群体，特别是这个群体在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还很高的情况下，要保持这种德性就很困难，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着生存资源的竞争，人数越多，竞争也就越激烈。而这种竞争，只能是一种向下的，打回人性底线甚至突破底线伦理，沦为纯粹动物层次的生存竞争。

    可见，农民的权利贫困对农村社会的文明发育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它会直接降低农民的道德水准。

    在农民的整体道德水准下降后，它又会反噬社会，使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准下降。当一个社会农民占据人口的大半，再加上直接和间接受农民影响的人群，这个人口基数就更庞大，假如他们因为权利问题而处于不幸状态，整个社会能够幸福得起来吗？何况，农民还会通过多种渠道将不幸输送出去，让其他阶层“分享”农民的不幸。尤其是在当今分工细化，各个阶层互相依赖的情况下。

    要让中国梦惠及农民，就必须解除农民的权利贫困枷锁，在国家政策方面，做到一视同仁，对农民而言，国家要有一个加速还债的过程，因为整个社会，包括城市阶层，亏欠农民的实在太多。

    （《民主与法制时报》5.20 陶金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