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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拍摄之初，总编导徐海鹰的想法是，回归人性，把党史题材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向前推进一步。而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片子终于播出了”。
5月28日晚，讲述中共早期党史的12集历史文献纪录片《苦难辉煌》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最后一集。
结尾处，片子引用唐代诗人李白《行路难》中的名句“长风破浪会有时”展望中华民族的未来。紧接着，出现整部纪录片的最后一句解说词：“中华儿女共同期盼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这样的文献纪录片也要自己找钱拍？”
作为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的编导，徐海鹰过去参与拍摄过一系列观众耳熟能详的重大题材纪录片，如《让历史告诉未来》《望长城》《邓小平》《新中国》等。“以前拍片，从来没有因为钱愁过，都是央视直接拨款。”他说。
专门预算、特别审批、特别时段播出、不计成本、不考虑回收——这是很多人对大型文献纪录片的固有印象。可如今，除了部分命题片，已经很少有纪录片享受如此待遇。
《苦难辉煌》是徐海鹰自己找的选题。2010年8月，他觉得“这个题值得去搞”，但没有领导自上而下提出来拍，他就向单位领导提出建议。
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和央视军事节目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单位领导拿到选题第一是看它的价值，现在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看它有没有资金来源。”徐海鹰感到，2000年以后，中心在一些大型纪录片上的投入相对少了，有时甚至捉襟见肘。
如果通过中心申请经费，至少要到第二年才能拿到钱。因为急着筹拍，他只能通过朋友四处“拉钱”。
谈的第一家公司把总预算压了几百万，快签合同时，对方突然收手。徐海鹰分析，大概是怕这类题材的纪录片赚不到钱，社会上的影视公司更喜欢影视剧和娱乐节目。
事实上，《苦难辉煌》的筹拍情况此时已通过官方渠道，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等于得到了尚方宝剑，但这个尚方宝剑绝不是拿着去拉钱的，它只能给我一个正能量的支持。”
后来，一家民营背景的影视制作公司决定投资，公司老板有很重的革命历史情结，他的父亲是一名解放军少将。这家公司提出了一个诉求：公司的一位老总擅长二胡，提出能不能在主题曲中使用二胡并请其演奏，可主题曲创作并无二胡的部分，于是作罢。
很快，筹资峰回路转，不同渠道的资金相继注入。比如，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的加入，最后云南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名字分别出现在《苦难辉煌》的出品人和总监制名单中。
“有人质疑说你们拿着军费做这个，我说你搞错了，这部片子完全是我们自己集资拍的。”徐海鹰说。
这么简单地看历史是让人很难接受的
纪录片《苦难辉煌》有三家联合出品单位：国防大学，这是原著作者的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它之前有意拍此片，所以与编导一拍即合；央视军事节目中心，负责片子的具体制作。
2011年元旦当天，摄制组成立。在位于北太平庄的总政治部招待所里，撰稿人着手对原著进行改编。
图书《苦难辉煌》是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金一南的作品，是一本把中共早期历史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解读的书。
改编者面临着一个尴尬的事实：这本红极一时的畅销书，受到了部分党史研究者的质疑。知名学者杨奎松著文指出《苦难辉煌》一书存在史实方面的硬伤，并质疑该书在引用资料时不严谨。
“杨奎松对原书的质疑，一直放我桌边。”徐海鹰的书桌四周码放着厚厚的资料，大多是拍摄过程中对史实重新考据留下的资料。
不过，改编者也看到了金一南著作明显的优点：把中共早期历史放在国际环境下观察，展现苏联、共产国际、日本等力量的影响，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历史。
“过去我们写的历史很孤立，容易脸谱化，这么简单地看历史是让人很难接受的。”拍了20多年的纪录片，徐海鹰越来越觉得历史是复杂的。
国防大学提出一条创作思路：“看似在写历史，实际处处在为当下。”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这也是很多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受到社会关注的原因。
纪录片容量有限，原著52万字，改编哪些呢
一些关键节点是必须展现的，比如共产党是怎么成立的、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成因、遵义会议等。但原著中最吸引主创人员的，却是专门写忠诚与背叛的一章“烈火真金”。
摄制组准备专门用一集讲中共早期的叛徒：攻占红色首都瑞金的两个国民党指挥官李默庵、宋希濂都是前共产党党员；叛变的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苏区领导人中一连串的叛变名单……
几乎所有参加改编的人都喜欢这个主题，认为这个主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徐海鹰也想突出这一集，所以改得很带劲儿。
主创团队中有年轻人心里开始打鼓：“这一集能不能成立啊？能不能写得柔和点？能不能别写那么多叛徒？”徐海鹰知道，这群年轻人长期做这类片子，有顾虑很正常。
不能用蒋介石开头
按最初方案，也就是原著的写法，《苦难辉煌》第一集以蒋介石所著的《西安半月记》开头，写的是蒋介石对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回忆，接着渐渐过渡到纪录片主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专家们不同意。”徐海鹰说。
2011年12月台本交上去。一个月后，广电总局派专家组到央视军事节目中心开台本判读会。“总体上肯定改编方案，但也提了很多尖锐的意见，比如第一集用蒋介石做开头，这个必须要拿掉。”
修改后的版本，第一集的开头变成了“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拿掉描写日本对中国政局影响的第五集。
改编过程中怕通不过的第八集“忠诚与背叛”，反倒是修改最少的。“我觉得，专家的心理产生了一种共鸣。这一集恰恰是这个时代，当下共产党人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错过十八大献礼档
大约7个月后，2012年8月《苦难辉煌》完成外景拍摄，在准备后期合成前，摄制组将判读会后重新修改的第二版台本交给领导小组。
对于最后一集蒋介石等人物命运的处理，摄制组坚持了最初的想法，未对原稿做过多改动。关于日本的一集，摄制组也认为有必要保留。
如果一切顺利，应该可以在十八大前拿出这部纪录片。徐海鹰没想到，对于第二版台本，领导小组几乎重新修改了一遍，第一集和最后一集的改动最大。
翻出这份台本，A4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占满了纸页的空白处。“修改意见几乎把纪录片涉及到的史实，照着党史第一卷抄写一遍。”徐海鹰说。
过去十几年的工作中，徐海鹰和领导小组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大家私下是哥们儿，但工作时又是一对天然的矛盾，经常针锋相对。创作者追求艺术性，领导小组强调准确性。
这轮讨论的焦点之一依然是最后一集。徐海鹰试图说服领导小组：“我在讲英雄的时候，也一定要讲犯错误的人。讲到犯错误的人，不能完全否定他。他虽然犯了错误，但他有没有人格精神呢？给观众交待不同历史人物的命运，让更多的观众从英雄的身上，或者犯错误的人身上，获得更多力量，吸取东西。越靠近人性的东西，就越能打动人。”
最后，领导小组和徐海鹰说：你自己改，先把握，到时候审片时再看。
经过反复的细节修改，去年12月8日，片子终审。领导小组的10名专家分别来自中宣部、广电总局、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等机构。12集，一天看完。
“中心作陪的领导和我说，专家们的反映太好了，上厕所、在过道里抽烟时都说这是一部大片，就应该这样拍党史。”徐海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令摄制组欣慰的是，次日上午，专家们只提出了一些时间、地点方面的硬伤。第十二集的人物命运和涉及日本的第五集最后都保住了。
这轮修改耗时4个月，片子因此错过了十八大献礼档期。进入2013年，开始于2011年的红色纪录片热播潮也渐渐退去。
今年春节前，《苦难辉煌》终于拿到了准播证。
（《北京青年报》5.29 关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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