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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以下简称《超常增长》，作者：史正富）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一部富有原创力的著作，《超常增长》在理论上的探索引人注目，对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超常增长》为何引人注目
这本书是国内少有的对中国经济作70年长周期分析的著作，特别是书中对2013－2049年后36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树立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增强对中国道路的自信。
本书从常规增长和超常增长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虽然推动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内外因素均已发生重大的变动，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即使转向内生型经济增长的道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仍然存在着新一轮高速稳定增长的空间和基础，进而从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新型城镇化，生态与环境建设，能源与资源，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国防建设，积累、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作了详尽的分析。最终得出，未来36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仍将维持在7%左右。
世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将取决于中美两国同步转型能否成功
关于2008年肇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西方社会一直指责是中国经济失衡所导致的。本书指出，过去30多年中美两国同时实行了不平衡的发展战略。中国追求的是不平衡的高速增长，特征是所谓的“三低三高”，即“低工资→低消费占比→低内需市场，高投资→高增长→高外贸盈余”；美国则是维持不平衡的赤字经济运行，即“低投资→低增长→高外贸赤字，高资产泡沫→高消费→高家庭赤字”。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无意中形成了互补性战略配对，各自均以对方为依存，缺一不可，其长期后果则是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失衡。作者进一步指出，世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将取决于中美两国战略与模式同步转型能否成功。
投资、增长与消费之间的辩证法
对于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社会上一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压低消费的原因，有人认为是依靠过度投资所致，还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果等，不一而足。本书对这些说法也在不同程度上作了回应。
例如，对于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原因在于高投资、高浪费与牺牲消费的误解，作者指出，在过去34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高GDP增长、高投资增长与高消费增长是同步发生的。这一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98%，投资年均增长10.92%；而消费年均增长同样高达9.15%，即使按人均消费增长计，也达到年复合增长率7.99%的高水平。这一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成就。之所以人们把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原因误以为是牺牲消费，在于他们把GDP中的消费占比和消费水平两者混淆了。本书分析道，消费占比低并不等于消费水平低。因为还有更加重要的一面，消费占比较低意味着投资率较高，投资规模较大，而投资规模较大则带来较高的GDP增长率；在GDP增长快速的条件下，即使消费占比较低，它所对应的绝对消费水平也可能是快速增长的。作者的这些分析充分体现了投资、增长与消费之间相对比例与绝对水平的辩证法。
中国特色的经济三维体制
作者指出，中国式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成功地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与企业两大主体构成市场经济的主轴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体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在这样一个三维架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方面总揽全局，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的契机，审时度势地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
中国经济学未来的理论空间
作为一本直面中国当下经济制度运行机制的探索性著作，《超常增长》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如对中国货币金融领域的变化与运行基本没有涉及，也未就政府资产负债管理的体制建设进行探讨；虽然提出了分析腐败问题的独特视角，但对如何治理腐败未能深入探讨；对于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及两者之间的合理融合这些下一步改革的重大问题，还有待作出更加完整的理论分析，等等。但这些不足，正是中国经济学未来可进一步研究与发展的理论空间。
我们期待，更多中国的经济学者能够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框框和范式，在自主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体系、解释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方面取得更多的成就，使中国经济学能真正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
（《解放日报》6.1 陈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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