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和王国维是中国近代两位承前启后的国学大师，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最有成就的少数学者中的两位，他们共同创立的“罗王之学”，以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把中国历史向上推进一千余年，取得了让世人惊奇的卓越成果。罗在学术上识断过人，精力旺盛，多有开创之功，而王则承继其后，展开精密深邃的研究，以《观堂集林》的宏篇巨制考证古史，自创二重证据法，实现了重建上古史的目标。罗王两人的终生交往，优长互补，恰为他们史无前例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罗振玉和王国维自１８９８年结识订交，即相伴相偕，共历３０载之久，其间王在日本京都又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而与罗一致起来。共同的经历与事业，再加上清朝遗民的共同的心态，成为了维系他们的友情、学术情、亲情等终生交往的前提条件。尽管两人间也曾有过误解或嫌隙，但从大节上看，却不失为古今学人中间可秉笔一书的楷模。
然而，由于王国维自沉去世，其生平中最后两年又是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度过的，遂能拥有一批素质很高的以国学为事业的入室弟子，他们以老师所取得的蜚声中外的学术成就和敦厚的人品、清白的经历为条件，对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迅速给予了充分的确认。罗振玉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自小立志要作命世名臣，在晚清从民间入仕途，办新农业，办教育，希图革故鼎新，教养天下，一生涉足党争，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仅以顽固的清朝遗老身份处世，晚年更有一段出仕伪满不光彩的历史，所以在学术界也往往得不到公正对待。
早在甲骨文发现初期，章太炎就曾加以否认，认为是罗振玉和刘鹗“伪造”的，后经中央研究院科学发掘，才令学术界承认了甲骨文的客观存在。后来在罗王关系上，许多地位高、名声大，很有权威的人士先后开口，以抑罗抬王为基调，又衍生出许多并非事实的情形，往罗身上泼污，而从四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一些深悉内情的人，包括手握实证的罗家后人都不敢置喙一辩，只能听凭悠悠之口指鹿为马。
后来经历两次史实的新发现，前述是非不辨的情形才得以部分澄清。第一次是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发现了《殷墟卜辞考释》一书的原稿，证明并非罗振玉购买王国维的书稿。此事虽在五十年代初就已经发生，但敢以此事大声争辩则是七十年代末以后了。第二次是吾师罗继祖教授在八十年代初公开发表王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间致罗的３封信，以及不久后结集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这使流传甚广的“逼债”一类谣言不攻自破了。
虽然如此，涉及罗王关系还有许多是是非非，例如王的遗老帽子是不是罗给硬扣上的，罗王之间的友情是不是像有些人所描写的充满了虚伪性、欺骗性和功利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显然也需要得到证实。《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的问世，实为第三次新发现史实的公布，将彻底解决仍悬于许多人头脑中的迷团，而使罗王交往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保存于罗家后人手中的王国维的信既已陆续发表，而罗振玉的信则因王东明女士几次谈及其父焚烧罗信的情节，久传业已毁失。其实绝大多数还保存着，在王身后由赵万里整理粘贴，捐赠北京图书馆了。
笔者是在九十年代初获悉这一信息的，遂与继祖师商谈整理出版这批遗札，老师欣然同意，当即致函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王玉良先生，介绍笔者前往查阅并申请复制，笔者乃有机会看到了这批宝贵历史资料的原件及微缩胶卷。
这些信均以毛笔草书，写在带有红色或绿色图、文标记的信笺纸上，其中文字标记有多种，或为“凝清室”、“贞心古松”，或为“天兴会宝”、“大吉”，或为“辛酉五铢”、“博文堂用笺”，图案则有“马车”、“山羊”、“双鱼”、“五铢钱”等。这些信显然已经过整理，而被贴在印有“清华学校”字样的蓝格稿纸上，装订成册，每册１００页，共１２本，装订式样完全划一。内容以讨论学术居多，但也涉及政情、民俗、友人信息以及家庭生活等，笔者征得馆方同意，选印了罗札若干件，经继祖师亲验并认定无疑。
罗振玉和王国维自１８９８年相识迄今，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事先谁都没有想到，这百年沧桑之中，却因前３０年人生沉浮，带来后７０年悠悠之口的波涛翻滚、风云变幻。本文将叙述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的交往怎样被蒙上层层迷雾，又经历几十年的政治变迁终于尘埃落定，而使他们的学术情谊以及因此获得的巨大成就得以重现庐山真面目，期望读者朋友能看到罗王关系史的真实。
王国维自沉身去，有遗折，有谥法，有赐御祭。举丧之际或有人背后稍有议论，但主流还是学界同声惋惜，各大报纸均在“王忠悫公殉节”的大字标题下刊登自沉消息，尚无人提出疑问。
戴家祥最早对老师的遗老身份发表辩词：“观其平生著作，无一语指摘当道，无一字赞美晚清政治，无自伤不遇之言，无愤慨贵人之作，惟纪事则言本朝，革命则言国变，圣讳必缺笔而书，留辫表示满清遗民，若此之类，仅表其个人节操，岂足以见其政治主张乎？以予观之，先师无仇视民国，可断言矣。”（《晨报》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５日）戴把先师的“遗老行为”局限在“个人节操”的范围内了，而顾颉刚则把王国维“做遗老”的责任推到罗振玉的身上：“因为他和罗氏的关系这样密切，而罗氏喜欢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借了遗老一块牌子来图自己的名利，他在这个环境之中也就难以自脱，成了一个‘遗而不老’的遗老了。”（《文学周报》第五卷第ｌ—２期，１９２７年８月出版）
与此同时，史达、马衡等也纷纷发表文章，指斥罗振玉给王国维的葬礼描上“殉节”的色彩，“捏造遗表”，硬向废帝争来“不值一文的‘忠悫’谥号”，“把维系‘垂绝纲常’的责任推在人家的肩头。”（《文学周报》第五卷一、二合期，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出版）
半个世纪以后，蒋复璁发表《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一文，还是这样说：“因为罗振玉是遗老，往来的也都是遗老，大多是有辫子的，于是静安先生也留有辫子，也变成了遗老。静安先生经罗介绍，认识了升允，升允推荐给溥仪，溥仪召静安先生入宫，在遗老看来是殊荣，据我看，静安先生一生无利禄之思，并不要进宫做官，重要的要看内府的珍藏，到了今天，中外学者都要来故宫研究，其心理还不是与静安先生一样。”（《幼狮文艺》４７卷第６期，１９７８年６月出版）
其实，王国维的遗老身份是不容置疑的，他以自沉殉清的说法也很难否认。张舜?就撰文说明了罗王两人政治立场的一致性，他写道：“王氏不独在研究学问的体系和方法上与罗氏息息相关，即其对伦理政治的主张，也几乎和罗氏一鼻孔出气。罗氏是效愚忠于清室，恋恋不忘旧主的。王氏也就濡染了这种习气，终年拖着长辫，和一般当时所谓遗老如沈曾植、升允、金梁这般人往来，不知不觉使思想议论都完全遗老化了。当１９２２年他４７岁时，由升允的推荐，到清宫里去教溥仪的书，他便视为一生莫大的荣誉。不久，又由空虚早已退位的皇帝‘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后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更看成深恩厚泽，时时在想如何感恩图报。当１９２４年冯玉祥的军队到北京，逼逐溥仪出宫时，王氏陪侍左右，顷刻不离，连１９２５年他接受清华研究院的聘请，也还是溥仪吩咐他去的。后来溥仪移居天津，他还时去请安。到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他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而死，年５ｌ岁。”（《中国史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王门弟子以及崇拜者们，不但要把政治范畴内遗老的责任推给罗振玉，又进一步深入学术领域做文章了。
当王国维自沉那个年代，“罗王之学”早已被学术界公认，王的弟子们却偏要把两人区分开，把“罗王之学”改成“王学”，对此首先发难的是顾颉刚。不过，他还仅是一般地反对“罗王”这个“合称”，反对他们在学术史上占据同样的地位，而１０年后戴家祥发表《海宁王国维先生》，却进一步谈到罗振玉“欺世盗名”的“真相”：“罗振玉的殷墟文字考释、重要发明，多出于王之手，偶然不十分重要的，才是他自己的东西；这并不是随便损人，诸位一翻他的书便知道了。”
傅斯年则是《殷墟书契考释》系“罗买王稿”一说的始作俑者，他在１９４５年发表的《殷历谱序》一文中写道：“此书题罗振玉撰，实王氏之作，罗以五百元酬之，王更作一序，称之上天，实自负也。”继而郭沫若以有成就的甲骨学者身份，进一步发挥了傅斯年所谓“《殷墟书契考释》是罗买王稿”的无根之说，他写道：“王对于罗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他为了要报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了给罗，而使罗坐享盛名。例如《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实际上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文艺复兴》三卷二期，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出版）
郭沫若发表这篇文章以后的几年里，《殷墟书契考释》的原稿尚在罗振玉第四子罗福葆（君羽）手中，他是罗家子弟中惟一在伪满政府中当过行政官的，抗战胜利后移居北京，约在１９５１年将此稿卖给陈梦家。罗家子弟当然知道郭说乃无根之谈，却因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政治形势而不宜申辩，五六十年代罗福颐和继祖师都就此写过文章，均遭退稿。后来继祖师当面向陈梦家借看《殷墟书契考释》原稿，陈竟不敢出示。陈去世后，此稿归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罗福颐之女罗琨复制后建议历史研究所对此有所说明，而得到的答复还是“要等机会”。罗家子弟们略感安慰的是，几十年来虽有“罗买王稿”的议论，但并非定论，在书目中《殷墟书契考释》的作者还是罗振玉。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