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不厌百回读。美国著名经济专栏作家亨利·黑兹利特为专为大众著述的经济学科普读物《一课之师》“简单却有教益”，１９４６年初版，经受五十多年的历史考验，销量已超过１００万册，现在有了中文版。该书可说是“虽旧犹新”。因为“其全部精力在于揭示，所谓聪慧的改革者和发起者所持的许多观点不过是一些古老错误的再版，并进一步证明，那些忘记过去的人仍在重复过去已被批判过的命题。”——经济学谬误有多张“变脸”，并从过去变到现在。
亨利·黑兹利特以一个非常成功的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和凯恩斯主义统治美国经济政策的强有力的反对者的身份及时指出了政府进行广泛干预经济活动的失败，并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批判凯恩斯的“明天我们都会死的”的近视观点：“有些被认为是杰出经济学家的人贬低储蓄，而鼓吹用全国性的大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如果有人对这种政策的长期效应提出疑问，他们却会像顽劣的孩子对待父亲的忠告那样不屑一顾地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的’。这种浅陋的玩笑还被四处传播，无疑会给人类的智慧带来损害。”
《一课之师》的确只有一课。其观点一言以蔽之即“经济学的艺术在于既看到一种政策或行为的直接效果，又看它的长期效果；既看它对某一利益集团的影响，也看对所有利益集团的影响。”用中国话来说，既要有辩证历史观点，又要有统领全局的“全国一盘棋”观念。书的第二部分“课程的应用”不过是“一课”的“反面教材”：经济学谬误的不同“变脸”。——“经济学家的谬误十之有九源于对这一道理的忽视，他们犯了下面两个原则性错误中的一个或全部：只注意一种措施或建议的眼前效果；只强调某一特定的而不是社会全部利益集团的利益。”谬误是从玻璃寓言开始说起的：一个顽皮的孩子砸碎了一家面包房的玻璃，围观者的观点是“装玻璃的工人可以有活儿干了。”因“装玻璃的人可以有２５０美元支付其他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又可以把这２５０美元支付给更多的人，这样不断流动，没有尽头。”——孩子的顽皮之举成了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作者评论道：“围观者的错误在于只看到了这一事件的两个相关者：店主和装玻璃的，而忘记了潜在的第三者——裁缝。因为裁缝并没有直接亮相。围观者过两天就会看到一扇崭新的玻璃窗，但他们可能永远也见不到那套新的制服［店主原打算用这笔钱来做一套新制服（也可能是类似的其他什么享受）］。作者的笔涉及到战争、税收、政府信贷、固定价格、节俭等大量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最好的例子是他对充分就业问题的批判：我们不可能在没有充分就业条件下达到充分生产，但我们可以在不充分生产的条件下达到充分就业。“如果选择了生产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是盲目以充分就业为目标，情况会好得多”；劳动节约型机器不仅不会造成失业，相反这种机器创造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工作机会。他论述了为什么保护性关税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为什么最低工资法反倒伤害了那些被认为能从中受益的人等等问题。在论述的过程中，他发展了市场脱离政府干预而自由运作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的观点：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鼓励并维护自由市场制度。
在中国，多的是顺从型思维（说重些是奴性），少的是建设性的批评型的思维（搞得不好就被打成右派，现在虽没有右派帽子，但是打右派的潜意识并没有完全消除。《一课之师》的一课的内容以及批判的精神都可以“为师”。译者说：“通读此书对于我们的决策者、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者可能大有裨益。”看多了谬误的变脸，藏在变脸后面的那张真脸是啥模样，我们就应该多少有点谱了吧！
（《一课之师》［美］亨利·黑兹利特著，吴栋、王力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版，１２．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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