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三联书店新版《黄仁宇作品系列》中的后三本——《关系千万重》、《地北天南叙古今》和《放宽历史的视界》，黄仁宇的思想和性格更加鲜活地凸显在人们面前。从《万历十五年》到《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他还是站在历史之外观察和品评历史，无论是考察微观的历史人物，还是纵览世界大历史，都还是一个冷静客观的仲裁者，而在这里，他似乎把自己融入了人类的文明历程，于是便从有我之境进入了无我之境。
无论有我无我，黄仁宇谈古论今离不开以世界的大历史为背景，观察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既与他重点钻研之明代历史有关——因为那是此中的一个关键点，也与他成长其间的历史即二十世纪的历史有关。他的历史观的一条主线，是强调商业精神作为“社会骨干”取代农业习惯的标志，即能否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在他看来，直至1600年前后，世界上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完成了这样的变革，以法律保障的信用体制为枢纽，确立资金流通、经理雇佣和技术公用三个条件。随后从威尼斯肇始，经尼德兰而至英国，逐渐将“资本主义”体系从区域推向世界。
我本来就知道黄仁宇在抗战时期有过从军的经历，但只是在读了他的《地北天南叙古今》之后，才了解他并不只是在大后方做一个军队的文职，而是在前线受过枪林弹雨的沐浴。从他讲述的与田海男一同长途跋涉到军营报到、坐轰炸机观察投弹以及与阙汉骞将军打交道等经历中，我很容易理解他后来所说的“将书本上的知识和个人人身经验穿插成为一气”；同时深感他所说的“近代国家的革命，统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创高层机构，下面要翻转低层机构，从中还要新订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这样的改造少则三五十年，多则近百年或超过一个世纪”，确有其自圆其说的说服力。其实我们并不是只有在战火中才能把历史和现实沟连起来，虽然那时会把国家、社会各种关系的枢纽之优劣显现得比较清晰，主要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往往很注意角色的分离，似乎只有在
学习的场合才聚焦于现实，而在书斋里面对过去的时候便灵魂出窍，与古人神游去也。这样，太史公“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后人总是难以完成。
还有些问题本来也不该在这里讨论，因为自己人微言轻，讲了也不过是死水微澜。而在这些问题上，黄仁宇讲得痛快淋漓，于是希望他来自天上的言论，能引起更多的注意。譬如他批评说，“……也不顾后面有没有组织系统，勉强说成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等于小孩子不叫做小孩子，提升为‘预备成人’，以便更加速的缩短这段时间上的距离”；又如，“所以将汉、隋、唐等统一的大帝国，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相比，已属不伦不类。而中国固有的名词，‘封建’亦与‘郡县’对峙。前者出诸遗传，着重地方分权；后者则凡人事派遣任免，全不受遗传之限制，完全出于中央集权。称郡县制为封建，更是滥用名词”。这里的引文，当然不足以说明他的全义，但上述词汇，已几乎“融化在血液中”，不做老和尚念经，再加当头棒喝，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改变的。
也许在这套《黄仁宇作品系列》里，还应加上他那部最早的《１６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当然那部书可能会因为学术性强而不大热销，但作者“大历史”的落脚点却恰恰就在这里。人们读了他《关系千万重》、《地北天南叙古今》等，会被他对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些故人旧事的叙述所吸引，轻而易举地被他牵着鼻子，进入《放宽历史的视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以及《万历十五年》，但是走到这里，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变得严肃起来，他们终于发现，现代的问题，也许必须从五百年前说起。
写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黄仁宇终于没有能够“跨世纪”，继续为我们解说新的千年。但我觉得，如果人们读了他的书，站在这个千年或者世纪的起点上，体会他主张之“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也许会从目下蝇营狗苟的利害之网中摆脱出来，坦荡乐观地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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