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和白族龙文化在起源上具有某种历史关联，而在其各自的发展轨道上，白族龙文化与汉族龙文化再次表现出历史的相似性特征——均受到了印度佛教龙文化的影响。但是，由于汉族和白族龙文化在接受和融摄印度佛教龙文化的影响，都已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故在接受影响的过程中，都以自己本民族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来融摄和改造印度佛教中的龙文化，因此，尽管汉族和白族龙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同源龙文化的影响，它们却在形象、神性职能、家庭及其相关物语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
就龙形象而言，汉族的龙从唐朝开始，由于受到印度佛教中那伽?梵语Naga，意为“蛇”，到中国后译为“龙”?影响，出现了大量龙王、龙女及龙家族形象，印度龙?蛇?的形象似乎未为汉族完全接受。当龙以动物形象出现时，汉族龙的形象始终处于发展之中。就目前从文物上看到的龙的形状，包括甲骨文、铜器铭文中的龙字，无论早晚均可将龙分为四大部分，即头部、腹部、四肢、尾部。头部包括角、发、胡、髯、髭、髦和颈；腹部包括双翼、背鳍、腹甲、鳞等；四肢包括肘毛、爪等；尾部包括尾鳍等。从夏朝到清代的数千年里，龙的形状发生了很大变化，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朴素到华丽、由不足到充实的过程。即使是同一时期的龙，也因地区和作者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据邢捷、张秉午先生考证，龙的头部在演变中变化较大。夏、商、周时期龙头部近于方形，多正面平列图，头部附加物少。战国时期龙头部开始变扁，而且与同时期的凤、麒麟的头部有许多相似之处。宋代龙头部附加物逐步完善。明代龙嘴扁且长；至于龙角，商代的龙已有角，多呈柱形。到春秋晚期龙角有所伸长，至隋、唐时代开始有明显分叉。宋代以后，分叉较多、较长，似鹿角；龙发最晚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均向尾部披散。到宋代有的发梢向上卷，金、元时期龙的发梢有的向前弯曲。明代龙的发梢多向上。清代龙的发梢又向后伸展。髭约出现于汉代，髯约出现于南北朝时期。胡须约出现于汉代。髦约出现于宋代。关于龙的腹部，夏代至春秋时期，龙的腹部与颈部、尾部的衔接很协调，由颈至腹逐渐变粗，由腹至尾逐渐变细。从战国时期至五代，腹部凸起。从宋代起恢复了战国以前的形状，只是龙体更加修长、弯曲，趋于完善。夏代龙的背鳍不明显，至商代则已有之。汉代龙背鳍排列疏松，唐、五代时期则已细、密。明、清时代的背鳍更为整齐、美观，趋于定型。龙的腹甲约自汉代有之，唐代腹甲已极整齐细密。双翼自汉代有之，龙的双翼的出现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双翼的龙以汉、唐时代为多。自商代开始，龙已有鳞，形状有蛇皮形、菱形和长方形；自汉代始似鱼鳞，但排列疏松，唐、五代时期已趋整密。商代的龙已有四肢，爪数依稀可见。春秋、战国时期，龙的四肢明显伸长，爪数也清晰可数。商代龙的爪似为三爪，三爪龙一直延续到五代。至宋代出现四爪，明代出现五爪。但三爪、四爪龙在宋代以后也还没有消失。龙约在汉代始出现肘毛，于南北朝时期趋于明显，更为美丽；至于龙尾，战国以前龙尾逐渐收缩，从战国时期至五代变得很细，近似虎尾。宋代及以后又恢复原状。尾鳍的出现最晚在五代。
从汉族龙形象的整个演变过程看，印度那伽?蛇?的形象未对汉族龙起较大影响。此外，由于受印度宗教哲学的轮回观和泛灵论观点的影响，那伽从一开始便在印度神话传说中以人形化形象出现。自佛教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随着对印度佛教文化的了解日深，唐始于中原地区出现中国化的龙王龙女人形形象，从这一角度来看，印度那伽崇拜对中原地区龙形象的影响确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它直接导致了唐传奇中龙王、龙女故事物语的大量产生。
与汉族龙形象的演变相比，白族龙形象却表现出与佛教?印度密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较为密切的关系。
就白族龙形象的起源而看，祥云大波那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木椁铜棺墓的两横壁上，已铸有鹰、燕、虎、豹、野猪、鹿、鳄鱼等动物形象。虽然这上面未出现任何龙形象，但在“这里边已有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痕迹。比如鳄鱼就和后来白族的龙崇拜有关了”。这表示在云南，龙的原型在战国时期已开始萌芽。及至唐时南诏国建立，白族共同体形成，白族龙形象才开始出现并获得迅速发展。由于受到印度密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及汉文化的影响，白族龙形象的发展呈现出多元性和地域性的民族特征。
早在青铜时代，云南与印度就存在着一条连结今四川、云南和中印半岛诸国的秘密通道。这条通道在汉代被称为“蜀身毒道”。正是由于蜀身毒道?或西二?洱?河天竺道?的存在，早在初唐时期，西二?洱?河区域的佛教已具有一定规模，著名的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即建于初唐后期。佛教从初传至洱海区域，到发展成为一定规模，乃至形成颇具南诏文化特色的阿叱力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阿叱力教形成的过程来看，在其发展初期和中期阶段，印度密宗对其体系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白族阿叱力教的形成正是印度密宗白族化和地方化的结果。尤其是佛教在南诏国的劝丰祐时期?公元824～859年?被定为国教，印度僧人及印度密宗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正是在印度佛教密宗的强大影响下，白族龙文化在一开始时全方位接受了印度佛教中龙王形象，并以之为本民族龙王形象。这可通过著名的《张胜温画卷》中龙王形象的描绘即可窥见一斑。画卷中八大龙王的造像均已人形化，这充分表明了它们与印度密宗的密切关系。在佛教中，这八大龙王为群龙之首，均皈依佛祖，为护法神。
这八大龙王皆为白族人民接受，并以不同形式反映在白族文化中，其中尤以白跋陀龙王与和修吉龙王深受白族人民喜爱，它们甚至被白族人民奉为本主，作为自己村寨的保护神而加以供奉。
在白族龙形象接受了印度龙王形象之后，由于白族地区长期深受汉文化影响，加之唐宋以后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融合，外来的大量移民不断进入云南，相应地带来了打上时代烙印的汉文化，这为汉传佛教传入大理地区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汉文化和汉传佛教的影响下，白族龙形象逐渐转而接受了汉族唐朝后形成的龙形象，尤其是到了近现代时期，白族龙形象在白族居住的大部分地区几乎与汉族龙形象已无太多的区别。
自印度佛教传入后，印度那伽崇拜在龙形象的演变方面分别对汉族和白族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而这只是其对中国龙文化体系产生影响的表层层面——符号层面，它的深层影响主要反映在龙的神性及其职能方面。
印度佛教中那伽虽摄属畜生道，但却具有善于变化的神性。如前所述，由于古印度宗教哲学的轮回观和泛灵论观点，使那伽从一开始在印度神话传说中虽属动物神，却具人格化，时常以人形以及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出现于印度传说中。印度佛教在将那伽作为一种古代神?纳入到自己的神系中时也继承了这一观点。它在印度佛教体系内也善变形，既可以蛇?尤其是眼镜蛇?的形象出现，也可以幻变为人形，到人类社会中去生活。但它的本性却仍保持不变，它始终处于六道轮回中的畜生道。更糟糕的是，它在自然界有天敌金翅鸟可以取食之，它在日常生活中虽具神通力，却终始敌不过咒蛇师，始终会受制于蛇咒。印度那伽之所以会为古代印度人民崇拜，除它具有主管繁殖及珍宝的职能外，主要与它司水布雨的职能有关。龙与水的关系密不可分。
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印度龙文化随之输入，而作为佛教护法神的龙既善变化，又能行云布雨的功能对汉族和白族龙文化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汉族龙在人们的观念中自古已有善变的神性与能升天、显祥瑞之兆的功能。龙能大能小，能幽能明，既可飞龙在天，又有潜龙在渊，极具神通变化之能事。然而这一神通变化之形成毕竟是产生于重史实、重春秋笔法的时代，故汉族龙再如何具有神通变化之能力，它始终摆脱不了动物形体。虽然它具有神性并因之而超越凡人的社会地位，但它的形体始终是动物。它能以与人相似的人格化形体行于世，并敷演出相关物语，还来自于印度佛教龙文化的影响。这一影响始于南北朝，大量出现于唐代，其结果则是汉族龙也能如印度佛教中龙王一样可自如变化为人，居住于华丽的龙宫之中，拥有无数眷属，并开始出现龙女形象。
白族龙受到印度佛教影响后，在神性和职能方面的变化与汉族龙相比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之处。这一差异主要表现为：白族固有龙文化渐分化为龙神崇拜和龙本主崇拜。龙一旦作为本主神?被人们加以供奉，就意味着神性地位大大提高，其职能方面也就产生了变化。
在善于变化的神性方面，无论是龙神，还是龙本主，受印度的影响是一致的。它们不但可以变为动物?如蛇、牛、鸡等?，而且也可变形为人，与人相处，具有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
除了变化功能的影响外，汉族龙的行云布雨功能在唐代因佛教而得到了大大加强，直接导致了唐朝时龙王与雨师形象重合。龙王司雨的职能得到认可和加强，并拥有了专职权限。唐以后各朝，龙王地位愈来愈高，人们才专门向龙王祈雨，皇帝也一本正经地对龙王加封、祭祀。反映在唐传奇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续玄怪录》所记的《李靖》故事：李靖于深山投宿，闯入龙宫，适逢天符令龙行雨，龙母因其儿子去东海龙王处参加婚礼，遂请李靖代劳行雨，并将雨具交给他，嘱其按规定下雨。谁知李靖私自将降一滴雨改为二十滴。结果地上降雨二十尺，致使龙母受罚。这则故事中李靖能代替龙王降雨，自然是命中具有仙格之人，而龙王受命于天，并且降雨量严格由天命规定，自然是封建等级制度之反映，但也正是由此可看出龙王在唐后期人们的观念中已是一个制度化了的专职雨师，行云布雨已完全是其专职，而这却是由印度佛教影响所致。
白族龙神崇拜和白族龙本主崇拜虽然在分化后，都继续分别接受了印度佛教的影响，但在职能方面却足以看出二者之区别。
白族龙神在职能方面，围绕着原始水神意识来汲取印度佛教的养料，进一步强化了龙神即水神的观念，专司雨水。
成为龙本主后的龙王就不仅司雨水，而且还成为了白族村社的保护神。因为白族的本主崇拜是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以水系和村庄为纽带的民间宗教，其核心是祈雨水，求丰收，求生殖。作为本主供的神?对每一村庄都有全面护卫的责任，必须保佑境内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全境清吉、人畜平安。或许正是出于这一点考虑，在本主崇拜之初，印度密宗里威猛无比的龙王们便纷纷为白族人民接受，将之融摄为自己的本主。因为它们在白族人民的眼中是完全可以在行使司雨水职能的同时，又能保护境内五谷丰登、人畜平安，行使其他保护神的职能。
白族在接受印度龙王为自己的本主的同时，为让龙本主进一步履行保护职责，也常按照印度龙王的家族模式，为自己本土的龙本主们营造了温馨的家庭，如洱源茈碧湖浪穹龙王家庭。浪穹龙王段老三有九子三女，他们全都是洱源各水系的本主和龙王。这种根据水系的分布将之人格化了的具有“血亲”性质的家庭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管理，十分有利于从整体上起到了分布雨量、协调各地降雨的保护措施。
印度佛教龙文化对汉族文化和白族龙文化的影响，除了表现在形象、神性、职能方面外，还体现在拥有财产方面。
印度佛教中龙王不仅居住在华丽而宽广的龙宫中，而且拥有不可胜数的奇珍异宝。如《华严经》云：“大海中有四宝珠，一切众宝皆从之生。若无此四珠，一切宝物渐就灭尽。诸小龙神不能得见，唯娑竭罗龙王密置深宝藏中。此深宝藏有四种名，一名众宝积聚，二名无尽宝藏，三名远炽然，四名一切庄严聚。”此外，《经律异论》第三引《海八德经》云，佛说海有八德，其中“海含众宝，靡所不包”和“海怀众珍，无求不得”即为二德，这诸多珍宝，皆为印度龙王所有。
中国六朝以前的史籍中很少提及龙的财产，先秦时《庄子·列御寇》中曾提及“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但在印度佛教龙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汉族龙文化观念发生很大变化，龙宫中蕴藏无数奇珍异宝在汉文化中普及开来。
与汉族龙文化相似，白族龙文化也是全面接受了印度文化关于财产的观念，并将其本民族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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