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１月３日，刚刚跨入新世纪的门槛没几天，从大洋彼岸传来消息，国际考古人类学名家张光直教授在美国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岁。
终身坚守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古文明研究领域之中，从事着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的张光直，在十六岁前都生活在北京，说着一口标准的漂亮的京片子，可是他在早年生活自述中，却把自己称为“番薯人”。
公元１８９５年，大清帝国与日本打了一个大海仗，输得一败涂地，被迫将台湾岛割与日本。从此，台湾岛上的居民便成为“亚细亚的孤儿”。因为台湾岛的形状很像一个白薯，所以岛上两三千万的汉人常常叫他们自己为“番薯人”。张光直的父亲张我军就是一个“番薯人”，老家在台北县板桥。张我军是台湾有名的作家，“五四”运动后，他在台湾宣传鼓吹大陆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１９２４年，二十三岁的张我军从台湾到北京念大学，与十八岁的罗文乡相恋，由于女方家庭干涉，两人便私奔台湾结婚。张我军曾把这段爱情经历写成情诗集《乱都之恋》，这也是台湾省的第一部白话诗集。
在自述《番薯人的故事》中，张光直用一种哀伤怀旧的笔调，写出了一个少年眼中的老北京：每天上下学走上高高的城墙，故都的景色一览无余；烧饼、麻花、炸大饼，又酸又苦的豆汁儿，蒜味钻鼻香的炒灌肠；热闹的厂甸，东西便宜，应有尽有，十二岁的张光直曾用一块大洋买到一张宋拓的王羲之《大唐圣教序》……除此之外，便是沦陷区人民的痛苦与反抗；作者的老师，回校时用毛巾包着几个馒头，这是一个礼拜的伙食——这个相当有名的数学家，最后倒卧冻死在风雪之中。早上在西单和东安两个市场上，报摊上竟然可以买到隔日的《解放报》、《晋察冀日报》，还有土纸本的《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等书刊，而每天冒着危险在冷水里沿着护城河来运送这些违禁报刊的，有一个正是作者小学的同班同学，这个地下党员竟还是文化汉奸管翼贤的女儿。可以说，正是这故都文化的历史底蕴，孕育乃至影响了张光直的一生。
对青少年的人生道路抉择来说，书籍的作用是巨大的。张光直之所以选择古人类考古学这个“冷而又冷的冷门”，也与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１９４６年底，张光直随父母迁回台湾后，在街头购得的第一本书，就是考古学专家裴文中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书中感叹中国的考古虽说是遍地黄金，然而许多有才华有志气的读书人并不愿意献身其中。这本书给张光直震动很大，又正逢考古人类学专业刚在台大设立一年，他便以第一志愿考进去，台大毕业后又来到哈佛进修，获博士学位后先在耶鲁任教授十六年，１９７７年又回哈佛任教，１９８１年兼任人类学系主任，荣膺美国科学研究院院士。他已出版十种研究中国考古学著作，讲学考察的足迹遍及世界，这些都是首开百年华裔纪录的。对此，张光直的说明是：“我的理论倾向是三十年来在美国考古界生存所培养出来的，另一方面，我的考古学实践是在中国文化范围内进行的，当然受中国考古学传统的许多影响。”
考古，就是追溯一切问题的源头，也是解决历史悬案的根本起点。张光直孜孜以求的，就是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上面，探求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宗教方式的起始与变迁。譬如，由殷墟出土的殉葬兵器，能推论出当时统治者有制度化的暴力使用；再由青铜彝器等运用在史书记载的“在祀与戎”，可以看出并不用于生产工具上面。从古代巫师对法器的独占现象分析，张光直还假设殷商文化与中美洲的玛雅文化等文明出于同祖的后代，并提出了“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这个有争议的命题。他的这种阐释有一定的说服力，曾掀起过欧美考古人类学界的大辩论。张光直以他的考古学的眼光奠定了他的历史观，那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并非那种恒定不变的一元论，即由黄河起源再遍及全中国，而是由多民族、多语言及多文化的不同文明在古中国形成的。他将这种古中国文化称之为“满天星星一般的灿烂”。而近年来所发掘出的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等，也印证了张光直的这一推论。张光直的最大成就，还在于从根本上推翻了西方学者根深蒂固的传统观点，动摇了西方对中国古文明与政治制度的“东方专制主义”这一理论。所以，也有人誉他为“中国通向世界的窗口”。
张光直生前，曾多次来到内地主持考古挖掘工作及研究，一生横跨海峡两岸的考古研究，也用学术拉近了两岸距离。这一切努力，都是在实践他五十年前人生选择时的基本理想，就是想知道“人之所以为人”。今天，“番薯人”已悄然飘逝，而“人”的研究，“人”的话题，却仍在继续，这正如张光直所讲的，“我们知道的比不知的少得太多了！”
（《蕃薯人的故事：早年生活自述》，张光直著，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７月版，６．８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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