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当占祥同志着手撰写这部大书的时候，我是个取消派，力劝占祥不要啃这块硬骨头，但他执意要写，说资料已准备齐全，参考书堆满整整一面墙。历时数载，废寝忘食，人不堪其苦！这个人透支生命，《人生宝典》书成，白头发掉了几根根？我对作者宵衣旰食完成如此大的工程表示由衷的敬意！
经过近十年来的社会效益的检验，《人生宝典》越来越显示其资治通鉴的意味。
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一切向钱看，似乎又一个“礼崩乐坏”来了。大人分不清是善是恶，小孩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做官不讲“官德”，做人不讲人品，骂他“缺德”，可他不犯法?改革开放尝到甜头也吃了苦头，这才明白一个大道理：“立法”必“立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德”。“立法”同时“立德”，两条腿走路，将会使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全面发展。可惜，重法而轻德，何况“有法不依”时有所见。所以，国家在进一步抓紧“立法”的同时特别强调“立德”十分必要，这就是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治国方略。
正是这个时候，我们谈论约历时十二年方完成的《人生宝典》，印象更为深刻。
占祥同志对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刻苦钻研经有年矣！伦理道德，即我伟大民族的精神、气节和美德。
占祥同志通过对数千年中国思想史的搜寻与追问发现，以儒学为核心所积淀的道德意识，其延续和更迭、继承和重铸是历史的必然。礼崩乐坏后，治礼作乐；春秋无义战，《春秋》出，乱臣贼子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三纲六纪，三从四德，四维?礼义廉耻?八纲；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礼义廉耻，修身养性，“半部论语治天下”，“内圣外王”，全方位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体系化，宋明“理学”达到极致。清末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国民党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训育；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训导。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林彪说：“毛主席的批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将个人崇拜与忠君思想相融合，出新为社会主义的“忠君爱国”，建构成“文革”时期的道德准则：“三忠于四无限”。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两条腿走路的划时代的口号。江泽民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治国方针。
“德”有“三德”说、“四德”说，包括社会道德、政治道德、职业道德和家庭道德。政治道德即“官德”，以德治国，“官德”最要紧；“信仰危机”往往是“官德”危机。《论语·先进》写道：孔子居中，四子侍坐，问志，言志。子路自称三年内能够把“千乘之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儒家敬天法祖，这种祖先崇拜以天子为天之宗子，以三代王道之治作为理想的天国，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对于家庭的和睦、民族的团结、国家的巩固灵效百验。“治国平天下”是对官治而言，即“官德”，正如政协委员邓伟志在《德治的重心是抓好官德》里说的：今天“突出一下‘政治道德’是大有必要的”，特别是领导干部。根据地时期条件差，但人们道德水平高，刘瞎子被抓，国民党的兵把枪架到他脖子上喝斥说，你要连喊三声“八路军好”就枪毙你，他还是喊了三声，震得国民党的兵不敢开枪。这都是干部带出来的。所以，“当前德治的重心一定要放在‘官德’上，即政治道德上。”（见３月２０日《中国人事报》）?
“官德”首先要求以“德”处理公与私、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如“仁义无私”、“秉公办事”、“先公后私”、“先人而后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赏罚”、“以义统利”、“见利思义”、“义以为上”、“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像这些仁德之论，《人生宝典》几乎囊括殆尽，而且作了详细阐释与转移。有些篇章写得非常精彩，例如《见利思义》、《自强不息》、《允执其中》等，很多。
我所说的“转移”就是道德价值转移，也就是道德的继承和改造、延续与更迭。要是说这一转移工程千多年来基本上在“经学”范围里打转转的话，那么，随着资本主义开始在我国萌芽与发展，面对经济市场的出现，传统道德捉襟见肘，反而变成束缚科学发展和自由竞争的行为规范。天降大任于斯人焉，必先解放思想，突破传统，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上重建新道德，照搬是绝对没有出路的。比如“仁”?包括礼、义、道、德、公、志、善、美、忠、勇、爱、智、贞、勤、乐、文、中等等?，都是为了“爱人”，后来“泛爱众”，升华为天地之理，“经世致用”，提高到处理一切关系的“道”的理想高度。“仁者，爱人”，爱什么人？到底爱什么人，各个社会、各种教义的对象不同。封建主义社会爱人，是爱“三纲五常”或“三纲六纪”治下的具有等级伦理属性的集体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爱人，爱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个体的人，它标榜保护私有者的人权，尊重私有者的人格。我们现在爱人，是爱公有制下寻求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毛泽东称之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是德治的崇高理想。但是，志大才疏，个人崇拜，“绝对领导”下的人往往异化为空想的神化的人，倒退为鬼化的等级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和阶级斗争为纲时期不同，圣君式的精神领袖和贤相式的谦谦君子人多诟病。上帝死了，但是被打倒在地的顾准却警示思想界说：目的论不仅预定了上帝，而且可以推翻上帝，它设定人负有神圣的、终极目的的使命。“这比上帝之说当然进步了，然而就其唯恒论的特色而论，不过是没有上帝的基督教而已。”（见《顾准文集》）现代人应当是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发展的人，什么“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什么“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一概打倒在地；什么“五常”?仁、义、礼、智、信?，什么“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一概赋予现代文明的新的内涵。儒教的“君臣之道”最要命，叫你死你就得死，只须一句话，或者一个手势。儒教的“父道”、“夫道”也很要命，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什么“打死不告状，饿死不嫁人”以及“潘金莲现象”等等。因此，“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必须适应新的变化而质变。我国几千年来重农轻商，“儒”、“商”相敌，“商人重利轻别离”，但是现代中国，儒、商关系必须调适，而使市场经济的信用与传统的“信德”结合起来。总而言之，今日中国，面临全新的命题：一切旧有的道德形式只有在现代理性支持下方能激活；一切传统的道德价值只有在现代理性的判断下接受取舍才能存活；新的道德秩序只有在新的经济秩序的需求下才得以创立。
通过以上历史的回顾，可以想见《人生宝典》的作者其工作的难度以及成效之可观。应该说，在原则上和总体上，作者把握适度，立论有据，选材丰富，取譬得当，语言晓畅，故事性强，十分好看。不少篇章如《自强不息》、《见利思义》、《允执其中》等，笔力遒劲，生意盎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壮哉美哉，黄钟大吕，闻者神旺。有的传统格言，人情味很浓，还可以解释得更动人。《以德报怨》，似应对“怨”的限度有所界定，为什么人们对“南郭先生”不能原谅？“怨”是指一般人格缺陷，还是包括刑事犯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怎么理解？不妨多举眼前的实例。《悲惨世界》里神父的银烛台事件，是偷；《教授与“劫匪”的故事》，是抢。不论是否偷成和抢成，全都感人肺腑。教授对着凶器说：“你用刀子逼我拿走一分钱都算抢劫，这样会坑你一辈子。我看你也不像干这事的人，干脆我给你留张名片，你需要钱到我家里去取。我知道你可能碰上难事了。”“这钱是我自己挣来的，是干净钱，我甘愿帮你。”后来，那位“劫匪”还钱，教授又给他母亲看了病，开了药、送了钱，“劫匪”跪在地上重重磕了三个响头。原来他是被人冤枉偷手机，被打伤，狗又被城里人偷走，他要报复。（见今年第三期《人与法》）冯骥才同志也导演过“以德报怨”入室小偷的动人故事。我还听说过以俭朴闻名的某电影导演早上醒来发现有贼来过，不但分文未失，桌子上反而多了几百元钱，原来小偷正要下手时看见主人的照片，“哎呀是他？”便留下银两飘然而去。多么动人的故事啊！显示道德感召的力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好事、坏事都多了，好事、坏事也出奇，以我之见，好人好事好品德应该大量入《典》。
一些标题不够理想，有典可查的，何乐而不用？《公正无私》不如“公而忘私”；《幽默乐观》不如“乐以忘忧”，《五讲四美》不如“五美四恶”，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无私奉献》、《摆脱孤独》等，都非原装。我觉得题目以用原装为好，诠释不妨新潮，如在“五美四恶”中引出“五讲四美”来。不一定贪大求全，形成完整的体系，结果全而不全。所以，说《人生宝典》是为人处事的指南，可以接受，说《人生宝典》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我还得考虑考虑。
（《人生宝典》，高占祥著，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版，４９．８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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