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展兄来函告知：他将把八十年代以来，从第一篇《普及钱钟书》之后所发表的有关钱钟书先生和研读钱著的札记数十篇文字，结集为《走近钱钟书》，将在今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付梓印行。作为《钱钟书论学文选》的责任编辑，我听到这消息，当然由衷高兴。
在我看来，中国内地生于三十年代的这一批晚辈学人中，与钱钟书先生“走”得比较近，又能富有新识、创见，理解较为深刻的，舒展是少有的一个。我想，《走近钱钟书》的出版，将会给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或有益的启迪。
我虽然充当《钱选》的责编，但我不过是钱钟书著作的一般读者或爱好者，谈不上有何研究，自知学浅才薄；说老实话，对钱先生《管锥编》《谈艺录》两大巨著，好多地方还没真正读懂呢。我写这篇东西，只不过是想借《走近钱钟书》的出版，披露《钱选》面世前的一些背景情况，以寄托我对钱先生至深至诚的怀念于万一。
将我与钱钟书先生的接近与书信往来，同舒展连到一起的，缘起于舒展跟我一次偶然而又并非偶然的闲谈。
那是１９８６年５月中旬，我到京组稿。此时，舒展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持《大地》副刊编务。一天下午，我去报社找舒展闲聊。他兴致勃勃地讲起钱钟书先生的价值。舒展说，学者与演艺界明星，分工不同，其知名度是不可比的；就是在学术、文学和新闻界一些知名人物中，有不少人甚至连我们国家有个大学者钱钟书也不甚了了。舒展愈说愈激动：“一些人不是照样当作家、教授、高级记者吗﹖照样当文化部门的首长、出版社的社长?”舒展认为，普及钱钟书的著作，是提高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文化素养和文化鉴赏水平的办法之一，它有利于克服文艺创作和评论方面的平庸症。钱钟书不论在国学与西学、古代与现代的“打通”方面，对文化思想史的创见，艺术辩证法的运用，以及文艺鉴赏领域视野的广阔和比较文学的独特建树等诸多方面，都有许许多多新发现、新观点，大大超越了“五四”前贤的已有成果。老子说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钱钟书及其著作，就是这样的大音大象。如果要打个比方，我认为他是我国当代学界的一座高峰(不是顶峰)——“文化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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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与钱钟书、杨绛先生交往虽然只有两年，但对他们已有所了解，并且已经读过钱先生题签赠我的他的著作《围城》、《七缀集》、《写在人生边上》和《谈艺录》。对舒展的这番话，我不仅理解、赞同，而且敬佩他的卓识。我们谈得很投机，简直可以说“一拍即合”。我们还谈到，在港、台地区和欧美好些国家，早就有学者和文化界人士研究、介绍钱钟书及其著作。在美国，大学文科师生研究钱钟书的《谈艺录》取得成果的，可获得博士学位。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钱先生的挚友?，首开风气，带了四位研究生，专攻“钱学”?如今，陈子谦、陆文虎、何开四，已是研究“钱学”卓有成就的中年学者?。舒展同我都认为，努力向读者介绍钱钟书，应是报刊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
舒展还谈到他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即：千方百计普及钱钟书，让文科大学生都可以顺畅阅读他的学术著作。还可以考虑编辑出版一系列《钱钟书研究丛书》和一部《钱钟书美学辞典》。当时文化部部长王蒙，曾注意到舒展的呼吁，积极支持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钱钟书研究》（计出１—３辑，约８０万字）。
再回到１９８６年５月那天舒展同我的畅谈。虽然只有一个多钟头，但我觉得，他这次闲谈很有意义、很重要。当即请求他写出来。“你想在《随笔》上发表？那可不行!”“无论如何请你老兄写出来吧，哪怕让我们《随笔》编辑长长见识也好。”
在我离京返穗前两天，舒展将他写好的一封近六千字的长信交给了我，并认真地说：“只供一览，不可发表。”
我随即捧读，禁不住叫好：舒展将他对钱钟书及其著作的认识、理解和开展研究钱钟书著作的重要性等，都尽他所知所想，一一写出。当然，他在信一开头就清楚讲明：首先，咱们得来个君子协定：此信决不公开发表。因为，凡是了解钱先生为人的学者或后生，都知道他非常固执地坚持一条原则：反对宣传他。你若答应此信不公开发表，甚至不在学友知己中传看，我才敢放下心来信笔写下去。因为，人之受累，常常不在于谤，而在于誉，从而由誉遭谤，这几乎是“人怕出名”的一条规律。所以咱们不能给钱先生添乱、帮倒忙，使他平静的书斋平添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麻烦直至灾难。
(黄按：舒展此虑，十多年后竟成了不幸而言中的谶语矣!)
舒展还跟我谈起钱先生被某些传闻误导，把他描画成一个轻浮傲岸目无余子的狂士。其实在《管锥编》第三册?《全三国文》卷四六?中，钱钟书就以大量篇幅论述阮籍与嵇康两种类型的痴狂皆有其偏执之病。钱先生认为，阮乃避世之狂（如长期佯醉，避见政要，免谈儿女姻亲之事），所以免祸；而嵇康则属忤世之狂，故而招祸；嵇非薄汤、武、周、孔，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率性而行，终于遭司马师杀害。又引杜甫《醉为马坠……》诗云：“君不见嵇康养生?嵇有名文《养生论》?遭杀戮，”钱先生说嵇知养生而不知养身，语尤峻快?钱先生还特别批评了嵇康的“名”与“分”之相混淆的齐物论。“名”，乃事物之性德也(如食物之甘苦)；“分”乃人遇事接物之情态也（如品尝后之好恶）。嵇虽持之有故，但言之过当矣?亚里斯多德尝谓：品目人论，贬为“直躁”者，亦可褒为“直率”；仇言“傲慢”者，即友人所谓“高简”。舒展为我举了一个嵇康笔下以“高洁”著称，深得王献之敬佩的井丹为例，此人博学多才，一生不慕荣富，不交权贵，拒与五王往来，隐遁山林，以高寿终(《高士传》)。
舒展同我都认为，钱钟书先生一生狷介谨重，只求二字：“默存”而已。舒展曾当面对钱老说：“您这辈子，从里到外，有点儿像井丹，确实是一副寒士骨相！”钱先生大笑道：“对呀，我生来与富贵无缘?从来以一介布衣为乐事！”无论国内国外，找上门来授予的一切荣誉，他都觉得受之有愧。舒展还为我略举了几例，使我永生难忘。
一是１９４６年任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纂时，他被告知，今晚有要人接见和盛大晚宴，钱钟书却悄然返沪；杨绛问他：“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钱先生说：“今天的晚宴要与“极峰”（即蒋介石）握手，我根本不想参加，就提前溜出来了。”二是１９７５年钱先生被命任《毛泽东诗词英文版》的终审。江青为了庆祝译本胜利完成而邀功，派人派车来请钱先生赴国宴，杨绛出来说：“钱钟书身体不好，不能赴宴?”来人说：“抬也要抬去！”在僵持不下时，来人只好自下台阶说：“那这样吧，杨老您代钱老去吧?”杨绛说：“今天保姆放假，我得在家照顾病人。”下午，江青又派人派车来接钱杨夫妇参加国庆游园活动，钱钟书对来人说：“国宴我都没参加，怎么能参加游园﹖”江女皇如此这般地碰了一个软钉子。
八十年代，美国有几所名牌大学拟授与钱钟书荣誉博士，并许以高薪，邀他赴美讲学，钱老都一概婉拒之。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文联主席团拟授予钱先生为全国文联荣誉委员，并颁发金质奖章，亦被恭谨谢绝。九十年代无锡拟成立钱钟书纪念馆，并已选定馆址，钱钟书托杨绛致函无锡市委负责人，说中央有文件，纪念馆不能滥建；于是参与鼓噪，觊觎馆长候选人的“钱学专家”的美梦，遂成泡影矣。
１９８６年５月那天下午，舒展又对我说，如因咱俩私下的谈话公开出去，惹恼了钱先生，那对我与你来说，实在是损失太大了。
最近，舒展于２００１年３月给我来信说：当代有那么几个“钱学专家”，没完没了地撰文考证钱钟书中青年时如何狂傲，说张三太笨，李四太懒之类(这一谣言的制造者现已查明其出处与姓名)，我只当它是“现代神话”耳旁风而已（详见《走近钱钟书》第二篇——钱钟书谢绝龙喻）。研究钱钟书，视角或重点，各有自由，心得独具；但硬是要在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上大作文章，且把研究钱钟书当作沽名钓誉的敲门砖，这个切入点，不是歪了，而是错了(不是斜了，而是邪了)钱先生当面对我说过使我永生难忘的话：“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再狂没脑子?”钱先生一步到位——二十八岁就担任清华正教授之后，在同事、学生中人缘极好，对历届校长(包括直接提携他的恩师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老先生)都是很尊重的。我们亲见的钱先生是一位恳挚坦诚，煦煦怡怡，不论对老少友人，都是怀着拳拳之忱，心口如一的忠厚学者。他的人品与学术著作的风格，正是他人格的真实写照。但文如其人之说，则须以辩证法观照之。例如钱先生为文，如行云流水，恣肆汪洋，或新奇幽默，或入木三分；而钱先生为人则谦和谨重，宽厚坦诚。请读者不妨看看《钱选》第３卷第１２章第２１２页：《刻薄人善作文字》（《全梁文》卷１１）钱先生举简文帝之《诫当阳公大心书》：“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无独有偶，鲁迅也很重视萧纲这一卓见(《鲁迅全集》第８集第１７９页)。
返广州后，我将舒展的信在《随笔》同仁中传阅。他们都热心赞同我的意见，先斩后奏，尽快将舒展给我的长信在《随笔》发表，并建议将它编入正在备稿的当年《随笔》第５期?那时，我们刊物排字，仍未脱离铅与火，每期从发稿到印出需要８０天?。这时我又收到舒展６月１１日航信，云：“阁下莅京，如皇军进村，掠获极丰……如要刊出那封长信，务请寄交钱先生审阅，切切至盼?”我与舒展都了解钱先生的“古怪脾气”，若寄他“审阅”，必遭“没收”、“封杀”，绝不让登出来。舒展航信无非再次表白他的态度：不要发表他的信!
然而，我主意已定，认为钱著出版，已成社会公器。为了向读者，也为了向钱钟书先生和舒展兄说明《随笔》所以发表这封长信的理由，我起草了一个“按语”，并经花城出版社总编辑审定，全文如下：
编者按：
此文是作者写给本刊编者的信。他原是坚决不同意发表的。但是，正如信中所述，“研究钱钟书”，决不是“个人愿意不愿意的事情”。那么，发表这封信，也决不是作者愿意不愿意的事情。这件事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终于帮助编者说服了作者，同意公开发表。标题是编者加的。我们希望引起海内外读者的注意。如果能对“研究钱钟书”起一点推动作用，则幸莫大焉。
随后，我们就将舒展长信除开头称呼“伟经兄”改为××兄”外，全信一字未动，加上标题《文化昆仑——钱钟书》?钱老仙逝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的纪念文集，仍然用十三年前的这个题目?，与“编者按”一同编入《随笔》１９８６年第５期付排刊出。为了尽可能减轻点对钱钟书先生“突然袭击”的震惊，我提前于８月初去信向他报告：《随笔》即将发表舒展信与“编者按”，并附上一份已经签印的小样，恳求他“谅解”，“宽恕”。当钱先生收到我这信时，此期《随笔》已在印刷厂压模印制中。这使他大为惊骇，于８月２２日给我复函道：
月初得 惠寄舒展兄文小样，北京天气还炎热，我一边读，而八万四千毛孔都汗如泉涌。先斩后奏，木成舟，米成饭，我回天无力，就也不写信了，因为我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的。我也不再以不受抬举的老厌物姿态出现，白费唇舌。当然，我很感谢两位的苦心盛意。
未料到，《随笔》刊载舒展信，竟成了我促使钱钟书先生答应出版《钱选》的“近因”和理由。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６日我致信钱钟书、杨绛先生，谓：“前天给两老去一信，现在又写信烦扰你们。这次求钱老支持的，我以为是很迫切的事：可否答应我们社出版一套《钱钟书文集》或《文选》﹖为什么又向钱老提出此要求呢﹖原因十分简单：读者迫切需要。直接诱因是：自《随笔》第５期发表舒展那封长信后，我们已陆续收到读者来信，要求帮忙购买钱老的著作。我当然知道，近几年包括我们社在内的一些出版社曾向钱老提出出版文集的事，您没有点头。现在又过了几年，出版您的一套文集或文选的必要与迫切性已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现在我谨代表花城出版社恳求您答应我们办成这件事。我还想，如钱老首肯，我拟邀请周振甫、郑朝宗两位老先生担任《钱钟书文集》或《文选》的特约编辑。”钱先生接信后，即于８月２１日给我作复道：
拙著选集一事，首先由香港“广角镜”社李国强兄提出?已有五年之久?，其后有“三联书店”范用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黄按：应为四川文艺出版社?，派人两次来面洽，我都坚决辞谢。对你的诚意，我也只能按照“决心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原则，推却而且抱歉。郑、周两位先生来担任选务，真是太委屈他们，而且也并不合适。让时间老人来选吧?反正我的著作又不多。恳求你把此事作罢。
钱老虽说要我“把此事作罢”，但口气跟前两次被“坚决辞谢”时，已有所松动。而且，还提到请郑、周先生担任选务“不合适”。那么，是不是可以请求钱老自己提出能担当选务的合适人选呢？我于是找出《随笔》读者要求我们编辑部帮忙购买钱著的近十封来信，随即在长途电话中向钱老念了其中几封信读者的姓名、地址和要求买到钱著的内容，我重申出版他的文选的恳求。并热切地表示，我打算在近日内专程赴京洽商此事。不知是要求购得钱著的读者的来信打动了他呢，还是我要求出版他的文选的一片热诚，得到认可，钱老终于初步应允可以考虑出他的文选：“欢迎你来北京，我们见面再谈。”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７日，即我抵京的第二天上午，我去到钱钟书、杨绛二老府上。刚坐下，钱先生就当面着杨绛的面，大声对我说：“我们的冷水泼不灭你伟经的热心烈火呀?你们社一定要出我的文选，只好破例，不给你扫兴，我答应下来。”接着告诉我，选编他的文选的人，用不着从哪儿找，就舒展兄一人完全可以担当。至于如何选、如何编，等他同舒展面谈之后才确定。我听罢，兴奋得立即从沙发椅上起身，向钱先生和杨先生鞠躬致谢。随即从他们家中打电话把这个特好消息告知舒展。
舒展当时还在办公室未下班。听说我请他编《钱选》，当即条件反射般地说：“您别拿穷人开心了！周公振甫、郑老朝宗，都是最佳人选！”舒展这时还以为我是从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呢；我说：“我现在就在北！钱老就在我身边！”当舒展听到钱先生的声音，这才感到事情是真的。他先是感到不能胜任，经钱老婉言激励，说：“有难处，我会！你放心编，放手选，这正可以练出并显示选编者的手眼！”舒展仍觉得压力太大。我又急忙从钱府赶到人民日报他的办公室，说服他在干中学；并说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老师，全中国您上哪儿找去?舒展终于答应试试看。然后我们就到报社附近一家小饭馆，畅饮啤酒，预祝选编钱著的重托有个比较圆满的结果。饭后，我立即给花城的老总拍电报：“大喜过望?钱选事已初步办成，详情面告。”当天傍晚我乘飞机返回广州。
我回到广州十来天，就收到舒展１１月１８日来信，详述钱钟书找他交谈选事经过。我一直保存舒展这封信。现在，就摘要录出：
昨天下午钱先生召见，面示约二小时。我提出四个方案：
一、原封不动照搬过来，出七卷集（如尊意），当即否决，说：这会造成与中华（书局）的版权交涉，不同意；
二、将补订、增补全部纳入正文，出七卷集，仍不同意；
三、出注释本，长短小说除外，约五卷集，仍不同意；
四、搜全第二版《管锥编》（即出）以及钱先生正着手补订之新作，从全部文论中，打乱原体例，重新列目录（包括第二方案），出精选五卷六册，以鄙人读书笔记之选题为轴，目的是为了给研究生、大学生和中青年作家提高写作、鉴赏水平之用，类乎工具书。目录全用白话文，如：怎样写美人？写作灵感为何具有神秘性？论性欲，为什么说灵感之高潮如男女欢媾？以禅谈诗是聪明的唯心主义，大官吏为何都害怕退休﹖以《史记》写项羽性格看典型塑造手法之多样性……总计约数百小题。大框架分人生篇、鉴赏篇、写作篇、修辞篇、宗教篇、爱情篇、命运篇、诗心篇、文心篇……约十余篇目。
我说我读您的书，完全是为了扩大视野提高水平，用于写作，这可能有实用主义庸俗化之嫌，且割裂了大架构。
钱先生说：“这正是你的独！独创呀！好！就用你读书笔记这个办法。”说毕找出一大叠新作，说：我可以全部给你选！选者表现了你对我的批判（我连说不敢，不敢）和你的眼光。我选宋诗也挨骂（按：胡适在台湾说，选的他不满意，但对评注则赞赏不已），那没关系！就按你这个思路选吧！我完完全全支持你的想法。”
我说还得找找在京的前辈和同辈学者请教。他说不用不用，你就这样干下去?要有信心，我反正是相信你?我是“从一而终”！你一定可以干好！说句过时的迷信的话，你真做到了活学活用。说罢哈哈大笑。
我说后天即赴厦门开文化战略讨论会，钱先生拿出一封已经写好的给郑朝宗先生的信（因我上午电话中已向钱先生汇报拟访郑海夫教授），打开给我念了一遍，十分热情?颇有对后辈溢美奖掖之词，以后我复印一份给你瞧。访郑后，我再拟一详细目录请钱先生过目审定，下一步就边干边学了。
舒展信中又说，既已进入老兄彀中，只好玩命向前。特别是不能辜负钱先生厚望，否则就太不成器了。
一个月后，舒展又函问钱先生，“拟请成都二位郑朝宗教授的高足做助手。”钱先生不赞同，并于１２月２８日复信舒展，重申选事要他一手操办。钱先生此信，当时舒展即复印寄我，今也将其内文中一大段录出于此：
伟经出花样，找题目，使兄及我皆不得清静，造孽不浅。选事兄一手可了，万勿妄自菲薄，问道于盲。上周得《围城》德译者来函，中有一节提到她如何讲《管锥编》，可供参考，寄奉一阅。她看出我采用“单位观念”与分析的方法（例如中国古代文学中是否有西方所谓“浪漫主义”那个复杂现象，我不知道；但西方浪漫主义的一个成分或“单位观念”、“距离怅惘”，中国古代思想和文艺里有明确的表达，也许和你作索引，有不约而同之处。此信请阅毕掷还，因我尚未回答。另有一信，乃此类信中之样板，是大文（黄按：指《随笔》刊发的舒展那封长信）为我招来麻烦之一例（黄按：指向钱老买书）。还有一信，说曾写信给你，因你未复他，故写信直接给我。呜呼哀哉！从今后乃知“人是写信的动物。”
接着１９８７年从年初到年底，舒展几乎把全部公余时间，都投入选编《钱选》了。忙得他血压上升。他曾在一封信中对我说：“上午班上，下午家中，两头趋赶，疲于奔命，加之今年入伏的北京被燠热所笼罩，夫人讥曰：花城要买舒展命也！”
钱钟书对舒展的忙累极为关心、体贴。为此，钱先生还把我挖苦过一通呢。我在给他的一封信里汇报：“选编《钱选》的工作量很大，舒展兄几乎把包括休息日节假日的所有业余时间都投入此项工程上了。不过，他向来体魄强壮，可谓健壮如牛，我想累不倒的。”钱先生即在复信中讥评我云：“你虽说：健壮如牛，然而毕竟人到中年，万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体力，只知道自己‘伟’大，而不知道‘经’泻。”巧妙地利用贱名加以调侃。在此之前，杨绛先生受钱钟书先生之托，在写给我的信中，要我对舒展的选编工作“不要催他。书不妨慢慢出，宁可从容，不要匆促。”字里行间，体现出两位可敬的老前辈处事的认真、宽容和对后辈的关心。
在编选《钱选》过程中，钱先生不仅修改、审定舒展草拟的所有五卷六册的编目框架、条目及编者提要，还审览过我请舒展代撰的，刊于《钱选》第一卷的《出版说明》，而且钱老对舒展的编选工作，始终给以非常认真、细致的帮助和指导。在这里，为了让读者得以管中窥豹，我不妨录出钱钟书当年致舒展几封信中的有关内容。１９８７年６月１８日晚，钱钟书致舒展信写道：
承偕伟经过谈，甚畅。大驾甫行，邮递件即至。知伟经急需（黄按：指舒展所拟《钱选》编目），遂违“只有抓跳蚤才急不及待”之古训，尽半日之力，细阅一过，并僭加删改。求其简要，点明眼目，而不重述本文。未识当否？即请卓裁。如以为不谬，其它条目，按此命笔。尚有合并数则，增补数处，统希定夺。此事费兄心力，累及嫂夫人，弟罪孽深重，然祸首乃伟经，以此稍减歉咎耳。西谚谓“烈女肯答嘴(parlemente)，即有隙可乘，”伟经皆深知此诀者。
随后，７月７日钱钟书致舒展信云：
拙著害你费神，我很有罪孽深重之感，只好怨恨伟经，借此吐一口气。拟目很妥当，我建议把《男女》、《宗教》、《人生》、《权力》四类合并为一：《人事》，把《作家》一类删去?太多太杂?。暂定框格，一一分别填塞，如格格不入，再作道理。你说何如？我的未刊部分，当找机会呈阅供采择。
过了不到一个月，８月２日午后钱先生又致信舒展：
尊稿看过，想见挥汗苦干，歉惭之至。已删改一过，是否有当，统由卓裁。其中鄙见以为琐小者，皆削去。鄙意以为尚有可补者：离奇荒诞之情节亦须循规蹈矩；文艺作品违反历史事实的容许；天然事物藉艺术而得保存迹象；“农山心境”；政府文告未可尽信；论翻译；用替代字；“诗无达诂”；大师开宗立派于自己不利。
《谈艺录》所补“手稿”，随函送上，以便复制存参。用罢还弟可也。弟所增《管锥编》“手稿”页码，尚与兄所存对不上号，便是“文改公”新改者，通知即抄奉。
相隔一周，８月９日钱钟书再致信舒展：
尊选似宜注重于较有“理论”意义者，否则不胜其繁。盖此等处须兄拈出；若考订、鉴赏等较具体之章节，学者尚易识别也。且鄙意至多三册。遵命不“打乱”，故建议前两册所采专属文言，限于《管锥编》、《谈艺录》两书；第三册属白话，将《七缀集》?此书已销罄，弟拟收回交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印，但兄如同意弟办法，弟为照顾花城生意经，可打消原意，因等于重印?中七篇及《宋诗选注·序》用１９７９年重印本，中有误漏字，弟亦可改正共八篇合成一册?《七缀集》中片断便不插入前两册；《七缀集》中刊误及修改各处，请兄将弟赠本交弟，当为一一录上?。如此似眉目较清，尊意如何？
为稍补弟删去之篇幅起见，建议增加：
论“寄托”；艺术能使天然美好事物长存，“不如愿”是觉“好”的缘由；发现山水美者常是不得志的人；“学业”与“举业”。现在的“学习”、“读书”等，即“学业”又义为“举业”之一例；梦；是非定于众寡；得心应手；名教；《管锥编》新补弟之手稿，皆已写定，以兄故，不敢自秘，但不拟示人；在兄选本问世前，亦不拟公布也。兄却黄君之请甚当。倘采用《钱钟书论学文选》为书名，则题签须命内人重写。昨日立秋，今晨凉爽，如获大赦。想兄有同感。
钱先生致舒展此信后不久，就因感冒咳嗽并发哮喘等症，大病两个月。为让他安心治病，舒展即停止将编好的《钱选》书稿呈交他审定。直至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９日钱先生给我信中谓：“我的病大致已痊，详情由舒展兄代告。”同一天我即收到舒展复印转寄来钱先生１１月１６日写给他的信。钱先生此信较长，现将其中有关他的健康与编务的内容，照录如下：
屡承电话垂注，感激无已。弟病大致已愈，行动亦不致倾跌，惟喉头炎未愈，又患失眠，日夜稍一用心或有小事待办，辄通宵转辗反侧，服安眠药只能睡一二小时。现在兼服中药调理。但七十老翁，每病一次，恢复之健康即减少一部分，亦如被占领之国家，即幸转败为胜，殊难尽复失地。奉告请释念。
复有两事须补向兄汇报。中华〔书局〕拟于明年出第二版《谈艺录》，请弟校正误漏字(代价为一夜失眠!!)并以补订交之合在书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七缀集》须应读者要求，亦于明年再版，请弟校正误漏，弟仅校正误漏字，未将补订者加入(代价亦为一夜失眠!)。
台湾一出版家托美籍华裔学者为“中介”，索取杨绛《堂·吉诃德》译本再版，已约定。又一出版家托香港出版家向弟索取《宋诗选注》出版(已有盗版，比为“正式”重婚，异于“私下小公馆”)。
尊编拙集事，弟望于十二月后，贱体稍好，与兄了此一债。两周前郑朝宗先生来信，亦谓于拙著当作较具体深入之讨论，“一般性之称赞已不合时”，其言甚是。弟复信有云：兄文中尝引弟言“打通”云云，诸君颇转述之。然《管锥编》论“滑稽”，论“圆”喻，实即“打通”之阐释，《七缀集》５５—６页论“古代文言”与“近代白话”及外国话，即“打通”之实例，而无人拈出。故弟?“好之者不如知之者”也。告博一笑。
尔后，舒展将编成的《钱选》初稿，于１９８７年１１月中旬呈送钱先生初审了一过。不料他又得病，住进北京医院。待至１９８８年２月出院，他才能够将舒展与夫人剪贴、整理好的《钱选》全部初审稿，再次由钱老最后审定认可。随即由舒展用一个大皮箱，由其长子乘民航班机护送到广州，交我编发付排。
我看，钱先生之所以完全信任舒展完成《钱选》的选编，出于他对舒展的学识、才干、毅力和为人的了解、赏识。他在致老同学老朋友郑朝宗教授的信函中，就认为舒展是“后起英才，人品正直。”他尤为欣赏赞誉舒展的杂文。给我的一封信里，钱先生把舒展的杂文比喻为一把“利斧”。并高兴地为舒展杂文作品《牛不驯集》?花城版?题签书名。
我觉得虽然年龄、学识、经历，两代人大不可比，但在心灵上，至少在对好多世事人生的看法上，舒展是可以同钱老沟通的后生之一。１９８９年春，钱钟书由全国政协委员“升”任常委，舒展致钱先生信中提及此事，说：“您由‘短委’升为‘长委’，参加会议必将有增无减，学生认为纯学者参政如海豹登岸，于事无补，于己不利。”钱先生即大为赞赏这个比喻，幽默地给舒展复信道：“海豹上岸之喻，妙绝语言。微名累人，如乌龟翻身，背贴地面腹朝天，动弹不得，由人摆布。”
从１９８６年底钱先生亲自确定邀请舒展选编《钱选》，至《钱选》五卷六册初版平、精装本于１９９０年印行，前后历时五年。顺便说一句，钱先生原先担心花城社赔本，殊不知《钱选》这部博大艰深的巨著至今已印行二万多套矣，成为出版社赚钱的所谓“双效书”。尤令同仁高兴的是：这套书被授予１９９０年全国优秀图书二等奖。这期间，舒展与钱先生电话、书信不断，交往频繁。为了彼此互通信息，或承钱先生之意，舒展随时将钱先生给他的信复印寄我，计有３９封之多。近日检出重读它们，以及钱先生当年写给我的有关信件，多少往事又涌上心头，闪于眼前。
今年是钱钟书辞世三周年，又幸逢十种十三册《钱钟书集》?三联版?新版面世的时日，十一年前出版的《钱选》，似乎已经完成了它“普及钱钟书”的历史使命。但大海不拒细流，舒展在潜心选编中的一些独特学习心得，结合我国当今现实而写的数十篇钱著札记，对即将或正在研读《钱钟书集》的青年读者来说，或许不无裨益吧。舒展与我们——《随笔》编辑部在《钱选》出版说明中说过，编选出版这套书，既是为了给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读者提供一个普及性的选本，同时也是为一般文人读者提供的一部工具书，省却了翻检之劳。从这些意义上说，《钱选》实在是了解、认识钱钟书学术思想的一种入门之书。
我还认为，《钱选》是在钱钟书先生生前亲自指导、帮助下，选编者理解探索他的学术思想的一次重大尝试。《钱选》的编成出版，正可为目前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印行的《钱集》和原来已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钱著《管锥编》《谈艺录》，提供一个辅助性的参考读本。
我写出这篇粗浅的文字，是想借此寄托一个普通晚辈对一代大学者深诚的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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