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制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特殊痛苦。如果将它与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联系起来，它又具有某种特殊的价值——人类的痛苦经历从来就不只是无谓的付出，它总是包含着“财富”意义的，因为痛苦终是让人清醒的猛药。显然，“文化大革命”不光让国人清醒，还有另一项重要历史价值，即是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陡然性割裂，让一代正是需要接受文化洗礼的青少年，顷刻间心灵被涤荡得几近白纸一张。这张白纸在国门敞开之后，迅速地被涂抹上了各类“西学”的教义。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后进入大学学习，时为四十多岁的人，对国学、国史、国语、国文大多知之甚少，倒是对西方的了解和理解，如数家珍，它成就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迅速“接轨”。然而，一个延续了数千年而不朽的文明古国，自当有自己的知识资源，我们竟不知所以，无从问及，茫茫然而后昏昏然。这又不能不说是另外一种历史的痛苦。
２００１年的“五一”“黄金周”，我去了山西的平遥古城。在完全西式的“高速公路”上奔驰，从北京开车四五小时便抵达太原，再加五十来公里的路程，平遥古城就在视线之中了。许多人去平遥是受她“世界文化遗产”名气的吸引，而我去那里是“寻根”的，是对本土经济学知识资源开始注意的一次行动。就在平遥古城之内，有着１８２３年开张的中国第一家从事汇兑业务的“票号”日升昌，以及由它引动的另外多家平遥票号，它们展开了中国银行业源自本土的历史。如果不那么学术认真地争个究竟，“日升昌”应当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银行，那正是我们这些在本土之上从事银行业务人士的始祖。更何况，就在那黄土围拢的古城之内的票号之中，孕育了价值连城的企业制度与经济文化。
在如潮的人流中，我跟随已经被命名为“票号博物馆”的“日升昌”讲解员心情有些别样地进出在“日升昌”的里间外间，仔细地听着讲解员相当专业的讲解，并仔细地观看那些已经有着历史尘印的往来书信和汇票，还有那些保存完好的操作工具和各类家什。自然，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从讲解员口中得到的关于“日升昌”特殊的内部运作机制和它的历史兴衰过程。讲解员将“日升昌”百年的兴衰史讲得平和稳重，情感色彩不浓不淡。我想，在当今盛世之中来回顾某项历史事件的起落，大体都会是此等普遍情态的。通常说来，后人看如此的兴与衰，均容易叙述其为历史的必然，我们往往被这样的“必然”弄得对历史产生了一种思想上的懒惰，不再究根追底地设计另外历史发展的可能。其实，历史的真实不允许假设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历史作一番设想，在“可能”的方向上设计历史，从而加深对于历史真实的理解，增加历史的感受和对未来的主动。正是在如此的思索之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跃然而至：如果那些被许多学者认定的“日升昌”等票号衰败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有所不同，是不是平遥的票号们会导引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银行，从而在中国银行业史上写下辉煌的一幕而光耀至今？
“日升昌”是一家从商业贸易矛盾之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金融企业。据史料记载，“日升昌”的前身是一家以平遥为基地，在北京设有销售点的“西裕成颜料庄”，由于贸易的发展，异地支付现银运送出现了极大的困难。在支付之中发现了简便方式的颜料庄经理雷履泰，在东家李财主出银３０万两的支持下，开设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票号”，服务于异地商品贸易活动，创新了异地商品贸易中非现银的支付方式，大大地加快了商品贸易的发展。由此，“日升昌”代替了颜料庄，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并且业务的范围也从单一的汇兑，逐步扩展到了存款和放款领域，带动了平遥票号的繁荣，开启了中国金融业的新史。由于纯粹经营货币的金融机构，它所经营的商品具有“代表一切商品价值”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就必须有极其严格的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从“日升昌”到几近所有的票号，无一不是制度相当完备的金融企业，从核心的内容看，它们与我们时下热称的“现代企业制度”竟无二致，以致于我们在浏览其历史时，不能不惊讶如此制度“谜”一般的性质。令人有些遗憾的是，在大量的史料中，人们对于如此制度的渊源几乎没有什么分析。“谜”至今日，仍然存在。
大量的资料分析表明，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企业制度中最为突出的特征，一是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最有经营能力的人成为了票号的经理，所有者不过问票号的经营、人事等事项，不干预票号的具体经营决策；二是劳资并重，长短期结合的内部激励机制，资本股与人力股共同参与分配，其中人力股明确以从业年限和能力为确定标准，将员工的利益与票号的长期发展相联系，激励方式持久有效；三是注意风险，恪守信用，票号按照风险的度量，在账期分红时，预提“护本”类风险基金，以备不测，并严守信用，不拖不欠，往来账目清楚；四是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奖惩制度和员工培训制度。这些我们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已经耳熟能详的“公司治理”类东西，这种当今相当多的中国企业所追求的理想企业制度，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中国山西平遥的票号里，让我们不能不感慨历史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颇值得再三玩味。我们要问，既然山西票号所具有的，是时下还先进卓越的现代企业制度，它怎么就没有能够支持其历史超越百年而延续和发展？历史是不是有意地让我们仅仅从票号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方面去找衰败的原因？换言之，是不是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这百年特殊而又特殊的大的中国历史背景，毁灭了本可以延续至今的“现代企业”票号（或是银行）？
历史学者们的看法自是丰富多彩的。不过，所有能够见到的资料在言及山西票号的衰败原因时，无一不把历史的背景看得比票号自身的制度原因要来得重大。由于票号与清政府关系的分外密切，票号为清政府捐纳军饷提供服务，汇兑公款，解缴税收，并充当了部分省关财政金库，就是清政府对外债务的还本付息，及庚子赔款的汇解等，也由票号办理，票号对于政府的依附性非常之大。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和清政府的垮台，票号的业务也就当然地大为减少，其发展的基础受到空前的削弱。同时，国外银行对于中国版图的进入，中国国内一些资本规模较大，业务种类较多的银行的兴起，加上票号自身规模和发展过程中资本积累过小的限制，以及票号投资者缺乏远大的目光，由票号而后银行的演进轨迹便猝然中断，其历史也就自然有了结束的充足理由。可见，一个大致同一的看法是，山西票号的衰败，并不是票号本身企业制度与治理结构的问题，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今天存在着的“现代企业制度”何以还先进得可以追求。我们只能认为，票号所具有的今天我们依然敬奉为“圭臬”的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没有能够抵挡得住当时外部历史条件的冲击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它的衰败所展示的，是中国金融机构所面对的一种完全不具备长久生存保障的大制度环境。或换言之，若是将山西票号置于另外的生存环境之中，例如放置于十七世纪末的英国（英国的英格兰银行诞生于１６９４年），那是完全可能出现由票号衍生出现代银行新史的。因此，中国山西票号未能导致现代银行产生的经历，并不降低票号自身制度资源足够的历史价值，它的百年兴衰史，记录着一个世纪中国历史大局面的动荡不安，却也记录着它内在制度至今仍旧骄人的辉煌。设想历史的另外可能，引致了我们对山西票号价值的重新认识，至少也应是加大了认识的分量。
由此看来，山西票号是在中国本土之上，源自于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在矛盾出现的解决矛盾的手段，其企业制度建立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上，生死与基础密切相关。只要社会经济生活是正常的，它的生存力与发展前景就是强大的，必定导致足够的演进优势延续其历史的辉煌。事实上，从我们现代的中国各家银行来看，山西票号所经营的业务目前仍然在经营，变化了的仅仅只是形式；而且，票号大量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今天的银行仍旧在运用，有些竟只是变化了历史的时间而已，形式上也旧新无分。更值得说三道四的是，山西票号所具有的“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某些优秀内容，今天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竟还有未及之处，却又在积极准备“改革”或是“创新”的，如员工利益长短期结合的激励机制建设就是一例。毫无疑问，如此丰富且具备“实用性的”历史制度资源，不能不引起我这等银行人的极度兴奋。一个延绵数千年的文明，毕竟有着它太为丰富的各类资源。
兴奋之后我却陷入了深深的遗憾之中。山西票号以及在我们广阔国土之上的各种经济或企业制度资源，其中包括那些对于今日现代社会仍然有着明显“实用价值”的制度资源，并没有被得到足够的重视而转化为知识的资源和学术的资源。仅就山西票号来说，它本应在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任务之中，成为直接的知识资源。起码它也应当是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经济学相当重要的本土知识资源。然而，它却在我们这一代人（当然还有其他时期的人）大量引进欧美经济学知识资源的过程中，在不断地将欧美的经济学知识资源“中国化”的过程中，被忘记或冷落了。你若是对中国经济学现实有所了解，你会发现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知识资源已经没有了存在的空间，现代经济学中根本找不到如此资源的任何痕迹。我们非常清楚，现代经济学本是“西学”，它对于东方世界的渗入并功效显赫，自是有国际化而成为全人类知识财富味道的，但其起源当然地属于西方的社会经济经历与各类制度资源，并不能对东方一切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均有实效。我们又有何种理由不善待自己的知识资源，在西方的经济学优秀成分之中注入中国历史中的知识资源财富，在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同时，贡献至全人类的经济学知识宝库呢？想到此，对“文化大革命”强行加于我们这一代人传统文化与知识的剥夺，我内心升腾起了某种历史深深的痛恨情感。正是这样的剥夺，使我们自己的知识资源缺乏了至少是一代人的接续；也正是这样的剥夺，中国的经济学在世界学术的大熔炉中失却了基色。
走出“日升昌”，我登上了平遥古城的城头，眼下是人流滚滚的繁荣景象。但“日升昌”已不再是如此繁荣的一部分，并且不是如此繁荣的历史渊源。以它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其百年兴衰史遗留下来本可以被我们广加整理运用的知识资源，时下看来运道不济。我有些茫然。平遥城头上，我竟不自觉地发出了轻轻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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