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君王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明称元辅、首辅，清代称大学士?，如果想经邦济世，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处理君权与相权的关系上，必须审时度势，掌握高度的政治技巧，才能施展自己匡时救世的政治抱负。熊召政先生的《张居正》第一、二卷之《木兰歌》、《水龙吟》，便写出了这样一位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励精图治的政治家的“另一面”。
隆庆六年（公元１５７２年），四十八岁的张居正终于登上了首辅之位，按理说，大权在握，张居正可以按照自己少年时就立下的志愿，做伊尹、周公那样的贤臣名相，但是，神宗只有十岁，朝中大事的委决，实际掌握在神宗的生母李皇后的手上，而神宗及李皇后的身边，又有一位秉笔太监冯保。矛盾的冲突，故事的展开，就围绕着张居正要整饬吏治，刷新颓风，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不得不联合后宫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铺陈开来，并且为下二卷描写张居正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张居正幼年即饱读诗书，儒家的正统思想浸透在他的血液之中，与宦官联合，对于他这种人而言，应当是耻于为之的。且不说读书人的自尊心，就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世时，也曾严厉禁止内宦干政，加之前朝王振、汪直、刘瑾等宦官跋扈专横、遗害朝政的教训历历在目，“勾结”太监及后宫，张居正应当知道天下士子对此举的鄙视，但是，张居正担任首辅的十年，“宫府一体，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可见其高超的政治技巧。
张居正与太监的联合，与明朝政治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明朝的内阁有权代皇帝对内外臣工的题奏本章拟出批复或批办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写在“票签”之上，供皇帝审阅定夺。皇帝定夺之后，交宫内司礼监秉笔太监按皇帝的意见批写在各本章上。这种负责“批红”的太监因此权力极大，批红时往往按自己的意见改动内阁的票拟，或者对皇帝施加影响。而前任首辅高拱正因对太监冯保的蔑视，才导致被迫致仕。万历登基时才十岁，冯保是万历的“大伴”，又是李太后的亲信，所谓的“批红”，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就是冯保的意见。如果张居正在首辅任上也形成与冯保作对的局面，不仅自己有去职之忧，而且可能会激化矛盾，形成明初“夺门之变”的结局。冯保的某些要求，如果不损害大局，张居正不能不去满足。张居正登上首辅之位前，与冯保联合的目的，如果说是出于保护自身，排挤高拱的话，那么张居正夺得首辅之位后，张居正与冯保的联合，对李太后的俯首听命，则是为了“挽振颓风，刷新吏治”而采取的韬晦之计。
张居正登上首辅之位的隆庆六年，国库空虚，财源枯竭，入不敷出，同时，吏治腐败，民不聊生，以致于朝廷官员的俸禄，都要用胡椒苏木折付。在《张居正·水龙吟》一书的开篇，小说写到因折俸事，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锦衣卫主管粮秣的官员章大郎大闹储济仓，将大使王崧推倒摔死，结果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如不严办章大郎则无法平息官员的愤怒。而章大郎如此蛮横，皆因其舅系乾清宫总管太监邱得用。当初，张居正决心惩治凶犯，但邱得用用一幅李太后所摹写的价值万金的《心经》送给冯保后，冯保借京官对胡椒苏木折俸的不满，敲打张居正，对李太后故意说朝中有人认为张居正“离间君臣情义，怀私罔上”。但对张居正又讲“太后的心情咱知晓，她就是要保章大郎一条命”。而张居正“深知冯保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辣手段”，不得已用“误伤”二字为章大郎开脱了此事。同时，对冯保为贪渎且官声不好的南京工部主事胡自皋谋求两淮盐运使一职时，又慨然允诺：“这有什么为难的，冯公公交办的事，仆一定尽力办好。”当他感觉此事十分棘手时与户部尚书王国光的一席话，可以说是他复杂内心的披露。
文中写道，当张居正也骂胡自皋是个贪官时，王国光忽然明白了张居正的处境与良苦用心。当王国光问起起用胡自皋是否冯保的主意时，张居正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如果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千百个贪官时，这个贪宫你用还是不用？”他无可奈何地对王国光说：“为了国家大计，宫府之间，必要时也得做些交易。”为了刺探宫中的情况，张居正甚至让自己的管家游七与冯保的管家徐爵相与往来，以便建立直接的联系。
这是老成谋国之计。但在某些清流看来，张居正与太监往来，丧失了一位儒家知识分子的骨气与尊严。《水龙吟》最后写道，京察后，张居正拟票，对一应官员或提拔或降黜，这时，他的亲家刘一儒登门求见。张居正原拟趁京察调动这位亲家的职务，孰料亲家提出离开刑部，愿到南京任一闲职。临行时，送给亲家张居正一个骨董，寓意“伶俐不如痴”。这是清流们认为张居正出任首辅后与后宫及太监的合作没有风骨，为士林所不屑。
这些后果，张居正并非没有料到，还是那次与户部尚书王国光的对话中，他就已推心置腹地申明了自己的处事原则。他说：古今大臣，侍君难，侍幼君更难。为了办成一件事情。你不得不呕心沥血曲尽其巧。好在我张居正想的是天下臣民，所以才能慨然委蛇，至于别人怎么看我，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中，张居正无疑属于那种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属于勇于任事、不顾毁誉、不计身家的代表性人物。小说写到他上任即推行京察，意欲罢黜一批庸官，选拔一批能吏，尽管这项措施遭到高拱余党的激烈反对，但他坚定不移，为其下一步的改革奠定了组织基础。
张居正对太监和后宫作出的妥协，并不是没有任何原则和立场。而是不愿与内宫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因小失大，使相权的推行陷于宫府之争中。如他尽管说服王国光提名胡自皋任两淮盐运使这个肥差，但他叮嘱王国光：“你要想法子把胡自皋盯得死死的，一旦发现他有贪墨秽行，一定严惩不贷。”再如对万历经筵所需的十五万两巨额费用，张居正本想劝阻从简，但因吕调阳入阁的谕旨是绕过内阁颁发的，他从中明显感到天威不测的巨大压力，在冯保的恩威并用下，尽管官员薪俸都无法解决，他却不得不答应筹措这笔费用。但他利用李太后笃信黄道吉日的心理，串通测字先生，推迟经筵日期，斥退总管太监邱得用。作为一个宰相，出此下策，苦衷可想而知。
作家通过张居正恰当处理各种复杂关系，有效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形象地告诉我们，任何改革都不是直线运动。宋朝的王安石尽管公开提出更改祖法的旗帜，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但因其缺少斗争韬略，最终给变法带来了阻力，而历史上只有张居正这种具有超凡能力的政治家，才能不为个人的小名小利所左右，在实现经邦济世的政治理想时，藏巧于拙，审时度势，顺利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不能不说是这部小说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有益的启示。
（《张居正·木兰歌》《张居正·水龙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版，每册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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