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北大比喻为中国现代文化之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在它还是一棵小树苗的时候，给予它最多呵护和养料的就是蔡元培先生。可以这么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崇高声誉，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一套完备的现代学术和现代教育制度，而是来自于办学者们的信心、勇气、热忱和无私，来自于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社会声望。北大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这样一个伟大的校长，这是北大的幸运。
蔡元培性情内敛、雍容大度，既非冲锋陷阵的战士，又非长袖善舞的社会活动家。他既不似陈独秀、鲁迅般个性张扬凌厉，也不似胡适、蒋梦麟般热心于论政和参政，他的个人生活如同一线涓涓细流，少有波澜壮阔的时候。人们回忆起蔡先生，由于缺少趣闻轶事，便多半是“云雾缭绕”的感觉。因此，在后人心目中蔡先生的形象，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此前，出版过诸多蔡先生的传记，这些传记的写法跟蔡先生本人一样，严肃方正、不苟言笑。其实，后人更希望有一本蔡先生的“画传”，通过照片获得对蔡先生直观和感性的认识。郑勇编撰的《蔡元培影集》正是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的、填补空白的好书。
在《蔡元培影集》中，收入年代最早的蔡元培的照片，是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时的照片。照片上的蔡元培，虽然年纪只有二十出头，却是一副凛然的神色，成熟得宛如已经步入中年。这既体现出蔡先生本人的性格特点，也隐约蕴含着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这个热血青年的沉重打击。正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蔡元培彻底放弃了对满清政权的希望，他毅然辞去官职，南下献身于教育事业。而最后的一张照片，则是蔡先生逝世前夕在香港拍摄的。那时，日寇气焰无比嚣张，半壁河山沦陷敌手。蔡先生以老病穷愁之身避居孤岛，依然以十分的热情投入到抗日的事业之中，内心深处却日见寂寞。“斗笠绿蓑风雨里，淮南一例哭穷途”，照片上的蔡先生，嘴角带着一丝微笑，看得出来，那微笑却是凄苦的。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翻译大家朱生豪曾经在上海的《中美日报》上撰写时政随笔。他的这些“小言”雄放流畅，一针见血。１９４０年３月５日蔡元培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以后，朱生豪即于次日写作了短文《悼蔡孑民先生》，他写道：“我们以最大的敬意与至深的沉痛，哀悼蔡孑民先生的溘世。蔡先生不但于党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是现代中国一位稀有的人伦师表，的确可以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八字而无愧。”朱生豪指出，我们应当在三个方面纪念蔡先生——这三个方面也正是郑勇在《蔡元培影集》中所重点凸现的。
首先，朱生豪论述了第一方面：“蔡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几千年来蒙蔽于封建思想下的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时代开始觉醒了，当时蔡先生居北大校长的领导地位，对于此一运动的推进实有莫大的功绩。我们也可以说少年中国的萌芽，实在蔡先生的多方面嘘爱之下长成起来的。”在《蔡元培影集》中，作者援引了诸多五四运动时期的史料，生动地描述了蔡先生当时不避艰险，为被捕学生获得自由之身而奔走的经过。当学生们被释放之后，蔡先生亲自为学生削梨子。这份拳拳的关爱，后世有哪个大学校长能够企及？
接着，朱生豪谈到第二个方面：“蔡先生是一位有中心思想而无门户之见的学者。他的为学兼收并蓄，不偏不倚，古今中外，极左极右，都有其深到的研究，自己虽有确定不移的主张，但并不排斥他人的见解，这种宽大能容物的精神，正是为学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值得我们效法的。”与这一观点相印证，《蔡元培影集》中谈到蔡元培与胡适之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场争执。胡适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并于短短数年之内即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领袖，离不开蔡元培对他的破格任用，离不开蔡元培为他提供的北大这个独一无二的文化舞台。而胡适并没有因为蔡元培的知遇之恩，就唯蔡氏马首是瞻，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蔡元培苦心经营的《石头记索隐》是“无稽之谈”。蔡元培则不以为忤，撰文与胡适进行商榷。胡适依然坚持己见，撰文继续批评蔡元培的影射说。这段学术公案让后人神往。在胡，“吾爱校长，吾更爱真理”，学术论争并不伤害私人的情谊；在蔡，笃信并身体力行“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终于在北大营建出健康的、宽松的学术氛围。
最后，朱生豪概述了蔡先生在教育上的成就：“蔡先生是一个教育家，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虽然历官显要，但始终尽瘁于树人大业。及身的门墙桃李不用说，就是未及亲受教益的，亦莫不受到他的人格，学问，与思想的涵煦。要是新中国的建立是在现在我们这辈青年的手中，那么蔡先生便可以说是新中国的一个辛勤的保姆。”作为民国的开国元勋，蔡先生不贪恋权位，一生以教育为己任，开创了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两大教育和学术机构，其影响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将泽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爱因斯坦一生最崇拜的人是甘地，他说过：“后世的人们也许不相信，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与之相似，我们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是：在我们的现代历史上，也出现过蔡元培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郑勇在本书的前言中说：“就是这样一位‘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却直到世纪末才被人们重新发现。这是蔡先生的悲哀，抑或我们民族的悲哀？”然而，我却想?即使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真正发现并认识到蔡元培的意义的，究竟有多少呢？蔡先生的墓地，依然孤独地隐没在香港一隅。即使是北大的学子，又有几个人深味了老校长的风骨与神采呢？
（《蔡元培影集》，郑勇编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5月版，16.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