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惠林是一个几乎被人忘却的人物，如果不是他曾与巴金有过一段青年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活动的生涯和两个人的友谊，他是不会再被人提起的，因此后来他被人偶然提及，都是以“巴金的一个山西朋友”的身份出现。然而只要细心打捞历史时光遗漏下的沉淀物，就会看到不是所有的沉淀都是腐朽的，它们中有很多依然葆有闪光色泽，有的斑斓依旧，有的却裹着驳杂的铜锈。
卫惠林（１９００—１９９２），山西阳城人，原名安仁，号非子。早年他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后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知名于国际学术界，但在曾封闭于国际学术界之外的中国国内，他似乎是不存在的。
卫惠林是世纪中国的见证人，他于“五四”那年与山西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阎毓珍等买舟东渡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文科读社会哲学，１９２４年时学成返国。世纪初的东方，正是黑暗达于尽头、无数知识分子上下求索探求真理，东方成为“思想的试验场”的时期，卫惠林目击时艰，青春热血，学的又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自然成为新思想新思潮的弄潮儿。而无一例外，彼时最能吸引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学说，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其中最能左右一些人视听的又属无政府主义。如果说无政府主义是盛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小商品生产大比重和小资产阶级阶层汪洋大海的国家，那么在帝国主义时代则盛行于东方，尤其在留学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学生中。卫惠林于日本留学时即曾与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大杉荣等接触，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回国寓居在当时已为中国思想中心的上海，他一边译书（先后有《伦理学》、《婚姻进化史》、《男女关系的进化》、《孔德人文主义与女性崇拜》等），一边寻找同志。这时巴金报考北大因肺病返沪养病，偶识比他年长的卫惠林，因思想投契，卫又热情直爽，以大哥哥待之，助巴金学习日语等，遂结为生死之交。其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传人已进入第二代（第一代是刘师培、刘师复、李石曾、张继之辈），南北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已有新人出现，北方以北大为中心有朱谦之、黄凌霜等，南方则有巴金（李芾甘）、卫惠林（非子）等。他们中间有的人于中共“一大”之前，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反对军阀黑暗势力条件下的“同盟”时期，还参与过中共的筹备活动，其间种种，很多尚不为人所知。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正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蓬勃生长的时期，不独京、沪，就是卫惠林家乡的山西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镇，当然现在还不能确知这是否与其人有关。在卫氏之前，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代元老景梅九（定成）已经成为南北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人物，他在上海开办的《自由》（１９２０）、在北京开办的《国风日报》（报馆在与邵飘萍《京报》毗邻的宣外魏染胡同内）的副刊《学汇》和“学汇社”就是他们重要的园地（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国风日报》出版部印有《克鲁泡特金纪念号》等多种宣传品，毛一波还在《学汇》上附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刊中刊。后来景还多次南下上海，与国际和国内的同道多有联系；他影响下的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甚至活动于鲁迅周围的一批山西文学青年（高长虹、常燕生、荆有麟等，他们有“狂飚社”和“莽原社”、“觉民社”等）中，许多人不同程度都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鲁迅即曾说高长虹“似是安那其主义者”。鲁迅本人也受过尼采等的影响，在反抗强权、反抗黑暗上他们是有共同话语的。而景梅九（老梅）的家乡晋南，更是无政府主义的老巢，阎锡山（所谓晋北派）嫉恨晋南派，相当程度上是心忧无政府主义对其统治构成的威胁。这里有老同盟会员的景梅九、李歧山（其被害后，其长子李卓吾又称李卓留学法国，就是与陈独秀公子们以及王若飞、赵世炎等结为“工余社”的重要无政府主义人士，李编辑《工余》，后陈延年、王若飞、赵世炎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与李笔战，相互争夺对旅法华工的影响，李曾在旅法华工总会主张工会自立免受政治团体影响。李卓后来真算得上是被历史遗忘的出局人物了，我曾多方打听其人，后通过常风先生于李健吾夫人处得知，其人已在陕西富平一家煤矿的统计员任上患绝症去世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可以想见其人后来所受的种种遭遇；李歧山次子李健吾于北师大附中读书时所办“曦社”和《爝火》也曾受景梅九之影响，后来他与巴金相识，也是巴金注意到他是卓吾的弟弟遂交往的。１９８０年巴金得知卓吾病逝，乃“想起１９２７年同他在巴黎几次会见的情景，仿佛做了一场大梦”。?、尉克水（此人情况迄今不明，但他是中共建党初期参与筹备的一员，似北大学生，１９１８年在山西闻喜中学发起组织“平社”，以为“今日世界之伪道德恶制度乃社会进化之蟊贼、人类发达之障碍物”，遂揭橥“科学之真理，复我天赋人权，使社会无尊卑、贵贱、贫富之阶级，而男女教育均归于平等；破除一切之伪道德恶制度，而倡导世界平民之大革命”，并办有《平社杂志》季刊以及《太平》（仅出一期）。“平社”后因军阀政府压迫而解体，今在中国第二档案馆还保存有“五四”前后北洋军阀内务部、交通部、警察厅查禁《太平》的文件，指其“大逆不道”，“鼓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共产同盟罢工等事”，“最易狂悖惑人”等，并有会同租界捕房查获有北大学生“克水”等的原函。尉与黄凌霜、区声白、郑佩刚等于１９１９年初又与国内其它无政府主义团体“民声社”、“实社”、“群社”合为北京的“进化社”，宗旨“介绍科学真理，传播人道主义，鼓吹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联合主义和倡导人群进化”，并设世界语的“国际运动的言论交通机关”，成立上海“平民贩书社”，又出版《进化》月刊，不久又被查禁；１９２０年１月李大钊护送刚出狱的陈独秀南下，途经天津时曾与一“山西同志”在旧俄租界与一“苏联同志”会商，继５月陈在上海组建“社会主义者同盟”，也就是有共产国际维经斯基参加的中国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会议，参加者亦有一“山西同志”，此人当系尉氏。后尉与郑佩刚、沈仲九、刘大白等以无政府主义信仰退出中共上海发起组。尉在上海还与黄凌霜出刊有《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并发刊《革命》、《和平》、《平民钟》等。此人究系何人？与卫惠林等何等关系？我追踪多年，惜收获寥寥。）、嘉康杰、傅敏中（皆留日学生，一在明治大学，一在早稻田大学，与日本社会党接洽，曾返国在北大与国内无政府主义者联络，并返山西开展组织工作）等，其间山西刊物尚有《革命潮》、《见闻》（太原一中“见闻观摩会”所办，该校“青年学会”也受之影响）、《绿云》（１９２３年发刊于太原东缉虎营３号，时称“娘子关内唯一的纯粹主义刊物）等。
１９２３年初，卫惠林在南京私立建业大学执教，其时同志有巴金、范雄毅等。４月，卫惠林等在南京资助并发起“民锋社”，“以宣扬安那其主义为宗旨”，并与北京《国风日报》的景梅九保持联系。１０月，卫惠林与卢剑波等在南京将《民锋》改名为《黑澜》继续发刊，为“欲了解无政府主义者不可不阅此书”，又“材料丰富，议论警辟”的刊物。１９２５年卫氏与巴金、卢剑波、沈仲九、毛一波、周索非、秦抱朴等在上海发起“民众社”，出刊《民众》半月刊，这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集合体，囊括了南北以及朝鲜的无政府主义人士，他们有感于“后五四”时期“真正民众的知识运动太沉寂了”，“资产阶级的教育机关”以及“御用的学者”都不可能去为民众设想，研究室和书斋中不会有为民众出发的方案，而“近世的社会思想中发现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民众自己的利益需民众自己去谋’”，“民众社”就是“要真正体现民众的心情，站在民众的中间，向着民众的自由与幸福猛进”。“五卅”运动期间，卫惠林与卢剑波等同志者投身爱国运动，并在上海工人中进行宣传和鼓动，建立“工团自治联合会”。在上海的法租界里，卫惠林与巴金、毛一波等同屋而住共同为“主义”而战——翻译、出刊。“我们那时穷得只能吃几个面包和喝一点清水，然而，同志们的精神却是十分饱满”（毛一波回忆）。
近代以降一批批热血青年（他们中不乏言行一致得具“圣人气象”且以生命践履了“主义”的人物，若刘师复、杨笃生、愤侠、黄爱、庞人铨等，受其影响者则更不知凡几，自然也有刘师培、汪精卫少许侪辈）所曾亟亟投入、从事的所谓无政府主义，今天我们如何放宽历史的眼界评价之？这是一个问题。无政府主义经过多年持续的批判，后人都是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甚至死敌来看视的，然而人们大多可能并不知悉在思想史上和中国近代历史中，其实两者曾是反抗黑暗社会而共生于一体的思想和政治的同盟，且无一例外，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是先后从无政府主义转到共产主义的。痛心疾首于国际列强侵略、国内社会黑暗势力的猖獗，怀具人道主义渴求的一批理想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从包围在他们周遭的腐朽黑暗的家庭、家族、学校、社会中夺路而出，不约而同来到“思想试验场”的上海等都市，从“五四”思想自由、百家争鸣中——如巴金曾所述，他是读了刘师复、《北大学生周刊》和克鲁泡特金、高德曼、托尔斯泰以及俄国民粹派们的文章小册子而服膺无政府主义（李芾甘之为“巴金”，就有人附会是他用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两个名字首尾相加而成），作为学生出身的他们，自是幼稚、单纯，然情感真挚丰富，爱憎异常强烈，亦如巴金自述：“有一个时期我真相信为万人谋幸福的新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一起出现”。有那样惬意么？所以，他们大多性格不免狂热、偏激，又不无动摇，虽然他们一定程度能够接受社会主义，那是基于对“大同世界”的理想和信念（巴金回忆：“我也喜欢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可是多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就渐渐地丢开了它。”），但是在围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集权制度等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宗旨等方面，他们却难以认同。今天来看，有的方面他们之所忧未必空穴来风。区别于少数或多数的“狄克推多”制度，在他们看来：中土的墨子“兼爱”、孔子“大同”、老庄“出世”以及西土的克鲁泡特金“互助主义”、斯蒂纳“个人主义”、柏格森“创造的进化论”、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和“不抵抗主义”以及东方泰戈尔、甘地等的学说却是契合他们的思想资源。可惜我没有看到卫惠林有过他的思想经历的回忆，倒是在他的挚友巴金那里有过真实的回忆和清晰的反省。巴金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描述过他们青年时代的追求和困惑，卫惠林也是他小说中的人物（如《爱情三部曲》中的“吴仁民”），借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鲜活的年青时代的卫惠林。
如巴金所述，在矛盾生活中充满内心矛盾的他们，“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织成了网包裹着他们，他们感到窒息、愤懑。心地纯洁又善良的他们对黑暗现实的憎恨简直是“盲目的，强烈的，普遍的”。当“憎恨旧社会、憎恨黑暗势力到极点的时候，我的确希望每个人都不同它合作，每个人都不让它动一丝一毫”（《巴金选集》后记）。“与日曷丧”矣。在他们作为反抗的个体存在时，“这种恨法不用说是脱离群众、孤独奋斗的结果”，他们也深知自己不过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者”，所以选择无政府主义。后来的（１９５９年）巴金回忆说：是“缺乏判断力”，“思想的浅薄和混乱”。不过他们明晰社会是由等级构成的，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他们有罪愆感，“当时像我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具体来说，就是效法俄国民粹派的“到民间去”。“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然而又因为“没有决心和勇气”，他们又钻进了另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圈子中，那就是激进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重视个人自由而与同样激进反抗现实秩序的共产主义区别开来，结果就是“自己不去参加实际的具体的斗争，却只是闭着眼睛空谈革命，所以绞尽脑汁也想不到战略、战术和个人应当如何参加战斗”；它又“没有一种正式和严密的组织”，这颇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性，“始终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反对旧社会和黑暗的势力，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陈思和先生曾在《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中，对之有十分到位的分析，即巴金等生性忧郁又拙于事功的知识分子，“讷于言使他无法参与鼓动性的演说和宣传，慎于行使他难于进一步投身到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去，这样，唯能走的一条路就是在书斋里做理论研究，用自己的笔来发泄满腔的怒火和悲愤之情”。也是在中共建立之时，一些知识分子在从事研究和宣传还是做职业革命家的困难选择下离开了党组织。终究是“绝望之于虚妄”吧，他们“一直不肯抛掉无政府主义，也可能是下意识想用这种思想来掩饰自己的软弱、犹豫、彷徨，来保护自己继续过那种自由而矛盾、闲适而痛苦的生活”。也恰正是由于无政府主义的无济于事，他们愈加感到痛苦，“所以我（巴金）在我的作品中不断地呻吟，叫苦，甚至发出了‘灵魂的呼号’，然而我并没有认真地寻求解除痛苦、改变生活的办法”。其实并不是没有认真地寻求，１９２７年１月１５日，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处于其巅峰也是将开始步入它可悲的结局时，在卫惠林建议下，巴金与卫惠林携手，在上海登上Ａｎｇｅｌｓ（天使）号邮船，远赴法兰西，去近代大革命的故乡寻求真理去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