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著作通常大都是出自专业的历史学家之手。专业的历史学家又大都为自己的知识和见识的狭隘天地所局限，每每只会从小处着手，考订尽管入微，却不能从大处着眼，先立乎其大者；因而就免不了见树不见林的缺点。正所谓小事聪明、大事糊涂。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很少有历史学家是能从自然界的高度和广度去审视宏观的人类历史的。在当代，反倒是有位小说家叫韦尔斯（Ｈ．Ｇ．Ｗｅｌｌｓ，１８６６—１９４６）的，写了一部《世界史纲》，曾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人类的史前史，把人类史置诸于一个广阔的自然背景之下。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却是那位鼎鼎大名的史学家，即以其罗马史而获得１９０３年诺贝尔奖的蒙森（Ｔ．Ｍｏｍｍｓｅｎ，１８０７—１９０３），当他亲眼目睹了古生物的化石之后，竟然不相信生物和人种的演化史，而认为那都是胡编乱造的谣言。“人之异于禽兽也，几希”。人大抵上也和禽兽是一样的动物。就其作为动物而言，他和禽兽并无不同之处。可是，举世之中又有几个历史学家是能从这一更普遍的角度去考察历史的呢？毕竟，“万物毕同而毕异”。不见其同，则无以认识其普遍性；不见其异，则不能认识其特殊性。只有把握了其全部的同与异，才能窥见历史的全貌。历史的主人是人，这里的“人”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某种抽象的人的概念。然而到了某些历史学家的眼中和笔下，活生生的人却被抽掉了血和肉，变成了某种没有生命的抽象概念的化身。要写活人的活生生的历史而不是进行空洞而虚伪的说教，则必须是从活泼泼具体的自然与人生出发。
这里所说的这部《人类史》的作者Ｇ·Ｅ·史密斯是英国出色的人类学家，他不是以流俗的政治伦理的抽象概念来观察人类历史，而是从自然史与社会生活的具体现实来考察和论述人类历史的，故而能在流俗的林林总总的历史著作之外，向一般读者提供一部别开生面的历史著作，从人类文明的深层背景看到了为流俗的历史学家所未曾梦见的一幅历史画面。本来，历史乃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决不应该只是某种虚伪的道德说教或抽象概念的体现。活泼泼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演出，绝不应该只归结为干巴巴的空洞的教条；但是缺少了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眼光，历史著作就必定只能沦为空洞的说教而远离了历史学求真、求实、求是的根本要求。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正是这“几希”使人类产生了文明，从而脱离了他的其他兄弟物种的自然史，而成就了他自己的独特的人文史。
由此，人类就和自己的兄弟物种分道扬镳而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文明史。其他一切物种依然只受着自然律的支配；而人类则在此之外与之上，同时还始终受着人文因素的支配。这就构成了人类史的一阕独特的二重奏：一方面他要受自然律的支配，所以就不可能违反自然及其规律；但是同时另一方面，人文动机或人文因素已使他成其为对自然的一种异化，或者使用德国学术界所惯用的一个名词来说，研究人文现象（它的表现即历史）就成其为与自然科学相对而言的“精神科学”（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遗憾的是，能从这一两重性的高度着眼进行历史研究的，为数委实是太少了。这或许是我们读一些流行的历史著作时，每每感到不能餍足的原因。
读者可以看到这部《人类史》是从原始人讲起的，但只讲到“希腊的光荣”为止，而从“罗马的伟大”以降竟然不着一词。难道说，中世纪和近代都不属于人类历史的范围了么？对此，我的理解是：人文精神——正是它，才使得人类史成其为文明史而有别于自然史——就在自动地而又自觉地异化于自然界。由此便有了确切意义上的人类史。文明由此而产生，而到了希腊古典文明时代则一切人文的要素均已灿然大备，从此人类的历史就走上了文明的不归路。这个取向及其途径是义无反顾的而又无可逆转的。哲学家康德认为天意一旦创造了人，同时也就把自由赋给了他，从此之后人的历史就是人的自由创造的事业，天意就再也不插手加以任何干预了。人文史的开端究竟是自然史止步的地方呢？抑或仍是自然史的一部分?尽管是其中异化的一部分?，二者并行而不悖、殊途而同归呢？对此要给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则非有人类学、历史学、哲学、比较文化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与洞见不为功。本书作者不失为有资格对此给出一份自己的答案来的学者之一。当然，认识是不断进步的，没有任何一个答案可以被认为是、或者自封为是万世不变的金科玉律。不过，凡是经过认真研究和深入思索而得出来的见解，总会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思想和认识。本书问世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了，书中的论点自然有若干已显得过时，随着人们认识和观点的进步，已不再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了。但即使是如此，也仍然应该承认：具体论点的正确与否是一回事，而作者的思路和方法是否有其有价值的成分，则又是另一回事。我想即使是不同意本书作者的某些具体论断的人，大概也不会不同意作者的思路和论断有其有价值的合理成分。本书是供普通读者阅读的，然而一个普通读者读后所受惠于其中的思路和观点的，也许并不亚于一个专业学人的读者。本书在序言中就确切地界定了人类文明史所具有的自然意义的与人文意义的两重性。文明乃是两者的统一，而不是两者的分裂。这就是确切意义上的人类史，亦即人类文明史。作者就是通过自然史与文明史相统一的这一角度来探讨和理解人类史的。按作者更准确的说法，这种意义上的人类史研究乃是一切科学和艺术的唯一目的。人是历史的中心和重心，人类史所研究的就是自然史与人文史相统一的历史。用通俗的话来说，研究历史也就是要理解人，理解活生生地生活在物质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自己心灵世界中的人的这种两重性。学无止境，认识和理解也是无止境的。尽管本书某些论点可能已为当今学术界所不能同意了，尤其是他那文化起源的一元论见解。因为目前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见解是：不仅各个民族的文化起源可能是多元的，就连同一个民族的文化，其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更何况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一个世纪以来又有了多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本书的价值却并不因此受到根本性的损害。不同的观点和见解有助于我们自己认识的深化和境界的提高。本书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其启蒙的作用也许更远甚于它作为一种结论的价值。人是一个整体，历史也是一个整体。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固然无妨从不同的专业技术角度着手某一片面的研究，但某一片面的研究最后总需归结到一个全面的理解。只有达到这一点，才可以称之为有了某种对历史的理解。
十八世纪诗人布莱克（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ｌａｋｅ，１７５７—１８２７）的名句有云：
一粒沙里看出世界，
一朵野花里见到天国，
把无穷放在你的手掌里，
永恒在刹那间收藏。
这是诗人在驰骋他的想象，发抒他的宇宙幽情。但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人文学者是不是也应该同时是一个“振衣千仞岗，濯足万古流”的诗人呢？因为归根到底，他对人生的领悟之基于其诗人的感受更有甚于其基于逻辑的分析，他对生活的体验更有甚于他的技术性的操作和推论。本书的贡献恰在于它提供了新颖的观察角度，从而开辟了新的视野和新的思路。习惯于阅读传统历史著作的人可以从本书领会到一种新的观察角度和思想方式，如若不然，就不免如作者所说的“不能清楚而公正地考察各种不合人之常情的观点了”。而任何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表面上乍看起来往往总是会显得不大符合我们狭隘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的常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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