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给报纸写过《贝娄传》（詹姆斯·阿特拉斯著，兰登书屋２０００年版）书讯，但动态类的东西终嫌不过瘾，读到的少写出的也少。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１日《纽约书评》上刊登的查尔斯·西米克的长文《这思考着的人的喜剧》弥补了我的缺憾，这篇文章占去了５７页正文的３页。
西米克的文章开头引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他人的灵魂是一片黑暗的森林。”说贝娄的小说吸引他的不是情节，而是里面的声音。贝娄的主人公行动的时候不多，话却没完没了，还大都是对自己说的。他们在街谈巷议和哲学论争中把烦恼宣泄了出去。话题从女人到合众国的治理无所不包。贝娄小说里的人物也容易烦恼，他们总是把生活弄得一团糟。“喜剧作家的人文观总是如此。悲剧人物只对神?抱怨；喜剧人物则同家人唠叨，只有在梦中才和现实或假想的敌人算帐。”
西米克以为贝娄之所以喜欢感觉沉沦，是因为家庭在美国的移民经历。移民的经历“比流浪汉小说的情节更荒诞”。贝娄１９１５年出生于加拿大蒙特里尔郊区一个“劳动阶级”社区。周围住着的是俄罗斯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在贝娄出生前两年，他的父母移居到此地。贝娄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是卖私酒的，一次被洗劫一空，还挨了打。后来通过黑道帮忙，贝娄一家越过美国边境。
“给芝加哥半个机会，它就能把你变成个哲学家。”贝娄写道。那时这座城市满是工厂的烟囱和贫民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可夫熟悉的所在。芝加哥为《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贫富两极分化找到了例证。人们操着各民族的语言一起劳作，连职业语言学家都会望而兴叹。“没有根的感觉对有些人来讲很可伯，而对另一些人来讲则亢奋不已。”美国人理所当然的认同身份（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移民们就不得不从零争取。在美国，要想出人头地需要很长时间。很清楚在别人眼里不过是垃圾的移民却深信在美国“自由”和“机会”不是空谈。
贝娄在芝加哥大学学过人类学，这门课是围绕西方文明的经典开的。“何不研究我自己的族类？”他真正想的是当作家。英语系主任劝他忘了文学：“没有哪个犹太人能真正掌握英国文学。”那时谁要是提美国文学，会被认为是乡下人。名批评家特里林（ＬＩＯＮＥＬ ＴＲＩＬＬＩＮＧ）曾说美国没有“为这位小说家提供探索本国现实的机会”。西米克本人在芝加哥也曾被教授劝说不要读惠特曼，去读哈代。
“移民们往往是极端的叛逆分子。难怪各地的民族主义分子即使不杀他们也冲他们发怒。移民们还会及时把烹调的花样和幽默带进美国主流文化。”移民使美国的语言丰富多彩。现在反复有人说贝娄给美国文学带来新生，把犹太人的语言机智和生活经验带进了美国小说。西米克说，“美国文学的欧洲化”与伦敦和巴黎没有什么关系。
贝娄对各种理念都很感兴趣，而《贝娄传》的作者对此却很不以为然，认为他是在炫博，只是想让人知道他作品的严肃性。我只读过香港版的《何索》（或译《赫佐格》），对此不好评判，但我认同西米克的评论，认为他让主人公满身是哲学味，其实是借此进行人生的讽刺。贝娄的人物无论怎样不着边际，读者都能从中认出自己，这是他的天分所在。家庭的不幸福是贝娄小说恒久的主题。美国的保守派喜欢将家庭描绘成抒情诗。较悲观的看法则是：家庭既带来欢乐，也带来永恒的灾难。贝娄小说里有无数例子是家庭的爱转成仇的。“男人内心的智慧、美丽、辉煌、勇气都是虚荣，她的任务就是打破男人关于自己的神话。”这是《萨姆勒先生的星球》里的话。贝娄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不简单化。在新近出版的《雷维尔斯坦》（ＲＡＶＥＬＳＴＥＩＮ）中他写道：“艺术也就是懂得见好就收，不能一路把人写下去，送他们去地狱。”我们评价一个作家时似乎也应采取这种立场。好的批评家不一定很张扬，比如也是作家的厄普代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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