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报道这一历史大场面的，是新华社记者李普。
在这以前，在抗日战争中，李普是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到了解放战争中，他又是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随军记者，报道了这一支军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的胜利征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的时候，他又转入财政经济的报道了，陈云让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摆一张办公桌，让他旁听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一切大小会议……
一个人能够从这样的近处看历史事变的进程，是一种多么难得的幸运啊。更加难得的是，几十年之后，这一位过来的人能够深入地反思这一段历史。新出版的《洋女婿土老冒》这本书收辑了李普近年写的文章，就是他对历史反思的成果。此书是福建人民出版社所出的“瞻顾文丛”中的一本。“文丛”命名的理由，“主催者”何满子先生作了这样的解释：“任何重要时刻和重大事件都该有认真的前瞻和回顾，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瞻望前途和回顾历史尤有其除旧布新的现实和观念上的郑重性。”“回顾过去、反思历史才能保证理性的前瞻。”这意思很好。李普的这一本，就正是理性的回顾与前瞻的书。
书中《新中国的诞生及其前后》一文回顾了当年他报道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情形：“这一切至今历历在目，令我深深怀念，神往不已。”文章里，他讲了两条“独家新闻”。一条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毛泽东宣读这个公告的时候我站在他后排，他宣读完毕，我走上前去拿稿子。稿子上贴着一张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字。他指着那张字条一再叮嘱我：‘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原来铅印的这份《公告》稿并没有这个委员的名单，是临时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增补上去的。另一条“独家新闻”是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周恩来向会议作了关于共同纲领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大会所有的报告和讲演事先都发了铅印的文件，唯独周恩来这个报告没有文件发出来。我们记者的席位靠近主席台，看他手里拿着薄薄的讲稿走上台去，我感到今天的任务不轻松，必须详细做笔记。等他讲完，我照例走上去要他的稿子，他说：‘我实在没时间写了，只有这个提纲，现在给你，请你根据你的笔记写出稿子来，先给我看。’”李普就是根据周恩来写在两张十六开的白纸上的八条提纲写出一篇新闻稿在报纸上发表，后来并据以收入《周恩来选集》。
《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不是社会主义的纲领。周恩来在上述报告中，对于为什么没有把社会主义前途写入共同纲领的理由作了解释。
到了1953年，事情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即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李普指出：“这个《总路线》是直接违反《共同纲领》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没有经过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更没有经过全国政协讨论通过，就由毛泽东干纲独断，在一个‘批示’中一锤定音。这轻轻一锤，《共同纲领》就被彻底否定了。”以为还应该照着《共同纲领》办事的刘少奇，被认为犯了右倾的错误。
李普这样写下了他对这一事件的思考：“我认为，新中国历史上走的‘左’倾弯路是从1953年非法地过早地放弃新民主主义这件事开始的”，“在这件事上，毛泽东以刘少奇为主要批判对象，实际上是批判了他自己，把他自己早在1940年提出来并在以后再三肯定的正确意见否定了。”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我们“走了一段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弯路”。
在这本书里，还提出了一个“农转非”问题，即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问题。过来人记忆犹新，这曾经是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李普回忆说，“建国之初我就进了北京，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报个北京户口很容易。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才一下子卡紧了。”我也说不出是何年何月何日何项文件作出这一规定，但是我知道，这事发生在粮食统购统销之后不久。土地改革以前，地主收的租谷是商品粮的主要来源。1952年末到1953年初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租农都成了自耕农。商品粮的来源立刻大幅度减少。为了保证对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样，控制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口粮的供应和城市户口直接联系起来了，谁上了城市户口，谁就有权买一份国家保证供应的口粮?所以有些人就称它为“国家粮”?。从此，上个城市户口，“农转非”，就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了。这样，农民就被束缚在土地上，升学、就业、旅行、求偶……都有许多限制。这不但对于农民?占我国人口大部分?是个大损害，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也是很大的。
农民为了达到“农转非”的愿望所作的努力，李普举了一例：有一位农村姑娘在报纸上看到某矿山有一位劳动模范，原先还是残废军人，妻子死了，留下五个孩子，生活十分艰难。于是她不顾父母的劝阻，千里迢迢跑到矿山去，和那个残废军人结婚了。报纸表彰了她的这一行为。对于这篇报道，李普很反感。他说，“那位农村姑娘千里迢迢跑到那矿上去嫁给那位死了妻子和拖着五个小孩的陌生人，也许完全不是由于什么崇拜和同情那位劳动模范和残废军人，……她之所以坚决拒绝父母和矿上的劝阻，执意要跟那个年龄比她大许多的人结婚。原因很可能是为了改变她那‘农民’的身份，摆脱她那‘农民’的命运?那是‘人民公社’时代，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二十多年里，农民吃不饱肚子，又永无跳出苦海的一天。她是女人，女人能嫁出去，人们给她剩下的出路只有这一条了。”这话说得何等沉痛呵！
自从粮食供应不再和户口挂钩之后，户籍的管理是宽松许多了。书中《死胡同的突破》一文中就说了几个突破多年来户籍陈规的有趣故事，他说，“直到改革开放，这条死胡同才被冲开了，被商品经济的大潮冲破了。悲剧而竟如此这般化成了喜剧”。我以为他这里说的还只不过是些特例，还不好说是问题的最终解决。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是最有信心的。１９５４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随着“农转非”限制的出现，在以后几次修改宪法的时候当然就不再写入这一款了。今后的某一次修改宪法的时候，总会重新写入这一款的吧。那时，中国公民可以自由迁徙于城乡之间，那时，“农转非”也将像“统购统销”一样成为一个历史掌故吧。
这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涉及的方面很广，它从莫洛托夫谈到前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谈到现在日本出版物中反映出来的强烈的军国主义思想，谈到近年来我国出版物中滥用阿拉伯数字问题。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对读者都很有启发。
书中有好几篇怀念亡友的文章，写得既亲切感人，也随处可见思想的闪光。《悼胡绳》一文追忆了在重庆新华日报共事的往事，写出了一个既是坚贞的革命者又是一个淡泊名利的学问家的胡绳，结尾对他作了这样的概括：“史学家蔡仲德教授研究冯友兰，提出了‘冯友兰现象’一说，认为冯氏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回归自我。胡绳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呢？主要是，可不可以说他最后这几年是回归了自我呢？我认为大体上是这样的。至于中间那一段他曾经失去自我，大概也没有疑问吧。”这和胡绳的自评是一致的。胡绳说自己是：“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纪略窥门庭。”据我看来，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就是对李普本人也是适用的。他的这本书，就是他回归自我的一个证据吧。
悼念黎澍，书中有两篇文章，在《我们需要思想家》一文里，指出黎澍“既是历史学家，更是思想家”，介绍了黎澍一些精辟过人的见解。他在“自序”中补充说：“思想家只能是极少数的人，所以还要大声疾呼大家都思想。拿我自己来说，学养不足，年已八十又二，这辈子是做不成思想家的了。但是，不论年老年少，人人应当思想，特别是知识分子。否则，就个人而言，要脑袋何用；就社会而言，要知识何用。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脑袋，理应走在社会前列，首先自己要想，要独立思考。”李普想了，于是写出了这本书。我们读了这本书，如果赞同他的这些个意见，那么，我们就都来思想吧。
（《洋女婿土老冒》，李普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瞻顾文丛”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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