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惠林这是第二次留学。他和巴金同行，巴金的哥哥李尧林很放心，嘱咐巴金：“惠林兄年长，经验足，你遇事最好虚心请教”（现代文学资料馆馆藏书信），这样他们来到思潮纷纭的巴黎，那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乐园。与在法国的“同志”汇合以后，他们决定各自分头从学问上研究人类解放之路，卫惠林就这样阴差阳错被指定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巴金研究经济学，吴克刚研究合作学，詹剑峰研究哲学。卫、詹后来都成为学者。当时法国“社会主义”内阁（白里安政府）上台后背弃诺言，转而镇压工人运动，这又进一步刺激了来自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他们认定一切政府都是坏的，只有实现“三无”（无神、无家、无政府）才能给人类带来福音。卫惠林研究的发现是“工团主义”是通往理想的最佳途径，采取这种方法，即采取职工组合和直接行动的方式，消灭国家，就能使人类处于自由自在的自由体中。他写了一本《工团主义》，后来由民钟社出版，巴金则翻译了《面包略取》、《科学的无政府主义》等。身在异乡，他们还在惦记着中国的大革命，大概有了“庐山之外”的距离，他们发现原来的无政府主义与北伐革命的民众运动相脱节是不对的，作为反省，卫惠林、巴金以及另一个“同志”吴克刚合写了一本小册子《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主张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应摆脱对国、共两党冷漠的态度，加入到实际的革命运动中，以这样的方式尽可能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扩大平民的幸福和自由，所以，这本小册子谈的是无政府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但它寄回到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手里后（由“民钟社”印刷）却受到“左”的抨击，以为是投机和妥协，那时国内的无政府主义随大革命的风雨飘摇已经开始急遽分化，有的坚持不合作的立场，有的却附合甚至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清共”，后者更是巴金们所反对的。
国内毕竟是雾里看花，很快地，他们加入进国际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中。4月，美国马萨诸塞州法庭宣布将两个意大利工人、无政府主义者萨珂和凡宰特判处死刑，这激怒了全球的“同志们”。卫、巴每天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凡宰特自传》中滚烫的话语令他们激动和神往不已：“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舍，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巴金更激动地写信给死囚牢中的凡宰特，又居然收到了回信，这位临死前还在思考着人类命运的工人，居然如同后来苦苦思考“娜拉走后如何”的顾准一样，对陌生的中国青年“同志”发问：“紧接着那些倒退的专制年代以后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在一种虚假的民主制度再现以后，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再产生另一种专制潮流？”彼时的无政府主义就是着眼于此呵。终于，两个工人在电椅上作了最后的申辩（一如李大钊在绞架旁作了最后的共产主义讲演）被处死了，可以想见“同志们”的激愤，卫惠林们随同法国工人一齐上街游行，包围美国大使馆抗议，遭到军警镇压，卫惠林和吴克刚受了伤，而巴金绝望得几乎疯狂，“我控诉”的激情撼动着他，写作的冲动噬咬着他，在1927年春天的巴黎，一个二十世纪伟大的中国作家诞生了。
卫惠林目睹了这一切。“晚上十一点钟后，我和朋友卫从夜校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的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一股不能扑灭的火焰又在我的心里燃烧”（《巴金文集前记》），那时巴金和卫惠林合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古老公寓的五楼的小屋中，“正对面是一所高楼，这古老的建筑不仅阻拦了我的视线也遮住了阳光，使我那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显得更阴暗，更忧郁了”。忧郁的巴金“每天上午到卢森堡公园里散步，晚上到夜校去补习法文，白天就留在家里让破旧的书本蚕食我的年青的生命”，他燃烧的心愈加炽热了，在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下，在“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的卢梭的铜像下，“过去的回忆又来折磨我了”，于是他写出了处女作的《灭亡》。青年作家巴金的周围不独有卫惠林，还有李卓吾以及山西留学生的岳英（他把他翻译的剧本《工人马德兰》请巴金作序，也是这个山西学生对巴金大谈左拉的小说，使巴金产生了写作系列长篇的念头）。
巴金在法国几乎并没有入学，只是读书、翻译、创作、编刊和养病，1928年10月他启程回国。卫惠林还继续他的学业，他先是读巴黎大学文科，接着考取巴黎人类学院和法兰西书院的研究生。在苦读中怀念故土和亲人，又受了巴金写小说的影响，他也和巴金一样，在课余写成了自传体的小说《母与子》，但它并没有给他带来巴金般的文学声誉，这本小说几乎也不被人所知。到了1930年，终于学成返国。此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进入尾声，那是宿命，它是必定被每一个掌权的政党所排斥和通缉的，所以，除思想漩涡中心的上海（其时之基地有“自由书店”，它出过巴金翻译的名作《面包与自由》和卫惠林翻译大杉荣的《社会理想论》，以及准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的立达学园、劳动大学等）外，残存着他们理想主义者火苗的当属远离统治中心的福建的闽南了。其实早在陈炯明时期，列宁的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等就看好这片土地，陈炯明礼贤下士、思想趋新，又欲将孔孟的“大同”与无政府主义结合而“现代化”，于是名声飙起，二十年代初就集合有许多南北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尉克水等）。此番卫惠林回国，便来到泉州（闽南无政府主义三基地还有厦门、漳州），在1928年成立的泉州黎明高级中学任教。可不能小看这所高中的学校（还有一所“平民中学”类似之），它和上海的立达学园一样，都曾是一班品德、志趣高尚的文化人聚集的地方，卫的同人有吴克刚（校长）、陈范予、王鲁彦、郭安仁（丽尼）、陆蠡、吴朗西、叶非英等，这中间有巴金曾称为“耶稣”的友人，“他们不愿在污泥浊水中虚度一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想安排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创造一种比较清新的空气，培养一些新的人，用爱集体的理想去教育学生”，这些带有民粹派和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们，其实是在被每一个当局者作为政治异端的迫害下、改变方式从教育入手来做最后一搏，他们大多是中年有了阅历而不失去追求、不愿在污浊的社会里和光同尘，于是集合起来意欲创造一个世外的桃源，以人类的“大爱”、纯洁的同志和师生关系、在力所能及的小范围内实行一个消灭了人间罪恶的理想社会，这种社会也就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们曾经祈盼的那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任何外在的束缚的乌托邦，“他们信任自己的梦想，把周围的一切看得非常简单，他们甚至相信献身精神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巴金曾数次南下会同他的“同志”（“我去看望他们，因为我像候鸟一样需要温暖的阳光”），他看到许多动人的画面，那种忠于理想、“从我做起”的刻苦作风使他感动。后来他在写作回忆时动情地说：“我只是想为一些熟人画像，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动的发光的东西”，其中就有泉州的影子，这些“熟人”们“并不空谈理想，不用理想打扮自己，也不把理想强加给别人。他们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它就是——不为自己”，真是“很少见到这样真诚，这样纯朴，这样不自私的人。真是‘理想主义者’”！在巴金的一生中，几乎不可遏止地，始终在怀念这些友人（泉州、立达学园、开明书店、文生社等）的情感中浸淫着，从早年的《怀念集》中缅想、哀挽这些“中国的罗亭”们——陈范予、缪崇群、林憾庐、鲁彦、陆蠡，他们“不害人，不欺世；谦虚、和善而有毅力坚守岗位；物质贫乏而心灵丰富；爱朋友，爱工作，对人诚恳，重给与而不求取得”，到晚年《随想录》中又禁不住思念“知识分子正气在他们身上闪光”的马宗融、匡互生（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后献身教育，42岁以贫病死）、丽尼（1968年劳改中遽死）、叶非英（右派的劳役中食薯藤泻病死）、卢芷芳（死于北大荒，最后遗愿“喝一碗大米稀粥”而竟不可得）、周予同（也是冲入赵家楼的“英雄”，后为经学家，晚年被喝令跪地接受批斗且被押赴曲阜孔庙领辱，终目盲）、顾均正等，最后到他搁笔前的一纸《怀念卫惠林》。
“秀才造反”呢，中国无政府主义青年们在政府的取缔镇压下最后只有靠投身教育、培养下一代的青年以及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坚持自身的人格修练得以维持着，然而激情还在他们身上残留着，这就有1931年巴金和卫惠林、卢剑波等的杭州西湖的一次秘密会议，那次秘会上决定由巴、卫主编一份《时代前》的刊物，通过郑佩刚发行，这大概也就是他们从事自己政治活动的真正的尾声了。不久上海“一二八”中日战争打响，巴金和卫惠林、吴克刚、陈范予、缪崇群等在南京目击了一幕国难引发的混乱局面，民族危亡和他们小团体和刊物的相继被查禁，终于让中国无政府主义走到了尽头，动荡时代的分化、重组，他们从此有的安于小职员和教师的角色，有的索性出家为僧尼，更多的则是转换角色成为从事文学和科学的自由或准自由的作家、学者，如巴金从此是自由作家，朱冼是科学家，卫惠林则进了中央研究院，这是“告别革命”的大结局，他们经历过一番空幻般的体识后，人到中年，终以回归书斋、研究室而告别了激情的青年岁月。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们的失败，是他们“人格的分裂”，但又是这种失败和“分裂”成全了他们后来的事业和名声（陈思和先生用了“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这一极富张力和吊诡的逻辑和语言勾勒了巴金的这一转折，即“他想做的事业已无法做成，不想做的事业却一步步诱得他功成名就，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以后，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这才成了一种青年的偶像”。于是也逻辑地，是不是可以说“卫惠林的痛苦就是卫惠林的魅力，卫惠林的失败就是卫惠林的成功”？）。
以后的卫惠林就是以学者的身份出现了，再后来人们记忆他，多是用了这样的表述：“民族百花，争妍人类——记著名社会学家卫惠林先生的一生”（《沧桑》1997．1），那个呐喊过、流血过的卫惠林呢？岂又仅一个卫先生，巴金、朱谦之、毕修勺、朱冼、丽尼、陈友琴等等，他们曾经的抱负、激情、理想以及他们年轻时的那张忧郁的脸庞和疾走着的身影，你能想像出来么？“胚胎—形成——高扬——分裂——平稳——沉沦——复苏”，陈思和先生是这样描画巴金一生人格发展的“壮丽轮回”的，这是一个鲜活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发展的一个模本和个案，卫惠林虽在“沉沦——复苏”两个环节上因已置身“巴金文本”的域外可以不论，但作为挚友，他们多有相似处，而知卫氏莫如巴金，所谓“性格就是命运”，读巴金小说中的“吴仁民”（卫原名安仁），就可以如见其人的“人格的分裂和发展”过程，也就可以想见一代青年的历史宿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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