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需要借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术语概括我对陈贻焮先生的印象，第一个冒出的现成词语便是“性灵派”。因为在我眼中，陈先生是十足的性情中人。
初识陈贻焮先生是在1978年的9月。对于77级的学生来说，那是大一第二个学期的开始。文学专业的“中国文学史”应该讲述魏晋至隋唐段，而为我们登台授课的老师正是陈先生。记得那时听课的学生很多，76、77两个年级以外，还有号称“回炉班”的“文革”中毕业又重新考回读书的老大学生，总有一百来名学生，把如今已经拆去的第二教学楼一间颇大的阶梯教室挤得满满当当。从学生们所在的高处看去，原可用“身材魁梧”形容的陈先生并不威严吓人，连他那已经谢顶的硕大脑袋也不能让人心生畏惧。倒不完全是由于我辈占据的“地理优势”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陈先生于言谈笑语、举手投足间自然流露出的“童心”，才是亲近感产生的根本原因。
大学一年级的印象永远是新鲜难忘的。而在我的记忆中，陈贻焮先生已与六朝隋唐文学史合为一体，因此，我也把陈先生当作是这段文学史最合适的主讲人。从“建安七子”到大、小“李杜”，这期间诗人辈出，群星灿烂，站在讲台上的陈贻焮先生也如鱼得水，尽展所长，讲得兴会淋漓，更见本色。就是在那时的课堂上，我知道了陈先生喜好吟诗。至今仍然记得，讲解西晋诗人左思的“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咏史》其五）两句时，陈先生即兴在黑板上写出其取义左诗的得意之作。最初只打算摘抄片段，却是说来话长，便展转牵引出全篇。可惜我当时太专注于文学史知识，对那些旁枝摇曳的“插曲”未作记录。不过，陈先生那孩童般纯真的笑容，已先入为主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北大的中国文学史课程采用所谓“一条龙”的讲法，即是将历史线索与作品赏析合并讲授，以便学生两相参照，增进理解。这正对陈贻焮先生的路数。以学者的谨严演述文学史，以诗人的悟性解读作品，陈先生可谓两得其妙，游刃有余。翻看当年的笔记，诸如“陶渊明作诗如打太极拳，鲍照作诗如打少林拳”，“李白诗中常见‘大鹏’，杜甫诗中喜用‘凤凰’”，此类锦言妙语，每能予人启示。
当时，文研所与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两套文学史教材尚未重版，不过，课程框架仍沿袭其所厘定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二分法。这在今日已觉陈旧的分割，当年却以简便易记，大受教师与学生双方的欢迎。只是，二者之中，陈贻焮先生显然对“艺术特色”情有独钟，心得尤多，笔记中便不免厚此薄彼。即使被他依照当年最高的评价、冠以“人民诗人”之称的杜甫，言其诗歌的思想性，也只列出同情人民、揭露上层、表现爱国热忱与政治洞见三条，远不及论杜诗的艺术性有六项之多来得精彩。如谓杜甫抒情诗语言尤其凝练，举“万里悲秋常作客”一句为例，七个字竟有四五层意思。即“作客”悲，“常作客”愈悲，又逢秋风悲凉之日，更加以“万里”之外，怎能不令敏感的诗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其体贴入微，示我辈学生古诗涵泳门径，则得益处又不止于文学史。
虽然从课堂上已感受到陈贻焮先生的和蔼可亲，但我之得入陈家门，却还在大三第一学期选修过他开设的“三李诗歌研究”课之后。若论对三家的分析，李贺、李商隐原无法与李白对垒，陈先生无疑更倾心于“谪仙人”的风采。而我从此课中最大的收益，是窥见了先生的治学法门。那确是一次有意为之的经验传习演示课。陈先生以其成名作《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收入《唐诗论丛》）为李白研究的基本文本，并抄录、油印了该文所涉及的相关史料，将写作缘起、资料准备、文章组织、结论产生的过程逐一详细道来，金针度人，对于我们这些尚未进入研究领域的学子，实有指点迷津之效。
课程讲授过半，同学们已陆续交上作业。陈贻焮先生也以其提携后辈的一贯热忱，当堂表扬其间稍可入目者。我的读书报告选择了《谈谈李白的“好神仙”与从政的关系》一题，在陈先生上文所论李白在朝中的表现基础上，又着重补写了入朝前与赐金放还后两部分内容，居然得先生青目相加。作业发下，几乎每页都可看到先生作为赞赏标记在左侧行端划下的钩，甚至一页中会连续出现几个表示特别欣赏的双钩，让我兴奋不已。末页空白处，陈先生还认真地写了如下评语：
对有关问题的材料掌握较全面，理解得较正确。越到后面创见越多，我看了很高兴。文章前半说明你学得好学得活，文章后半说明你有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和基础。浓缩前半，更深一步加强后半，便可写成一篇有质量的论文。
落款日期是1980年6月26日，而我的文章完稿于6月15日，又非立时交出，陈先生应该是以最快速度审读拙文的，这也使我心生感激。不消说，陈先生的大作已为我提供了基本思路，可以借力不少，因而，此文的写成一半应归功于先生本人。况且，这是我第一次涉笔论文，学识的浅陋，行文的稚嫩，自知会贻笑大方。先生的赞誉我只当作鼓励，但其中感性化的词语确令我感动，并对从事学术研究开始具有几分信心。
以此文投石问路，借请教修改意见之机，我也首次造访了位于未名湖北岸镜春园的陈先生家。很快便从先生口中得知，这方宅院原由吴组缃先生全家居住，后吴先生让出东厢房，两家人因此作了多年邻居。到我探访时，吴先生已经落实政策，移居朗润园，而小院的住户格局，自“文革”后也有了很大改变。
我入此院，最先看到的是右墙边的丛竹，正长在陈先生的书房窗前。想象先生伏案写作时，竹影婆娑，推窗送绿，应是十分惬意。不过，入冬后，见识了房间居中站立的火炉，方悟到此居室的狭隘与生活的不便，对陈先生后来追随吴先生乔迁至公寓楼的欣喜，也有了几分理解。
但我还是以为，假如条件改善，四合院于陈先生更相宜。若论与自然亲近，与人亲近，平房小院无疑比不相往来的楼房更具亲和力。院落中，东侧的草木长得格外茂盛，当与先生的好尚有关。冬日里，每见先生的书案上摆放着一盆吐绽芬芳的水仙花，讲起伺弄经验，先生也津津乐道其绝招：白天以湿棉团覆盖水仙根须，将花盆搬到院中晒太阳，晚上再注水，花才能够开得多而久。由此我才知晓，水仙不必雕刻，一样可以开花。
和养水仙的道理一样，陈贻焮先生待人接物，也一本自然。先生很健谈，且客人无论年龄长幼，在他面前都不会无话可说。这甚至让我产生了未必正确的感觉，他很喜欢有客来访。而使我们得益的聊天，对于正在争分夺秒写作《杜甫评传》一类大著作的先生来说，其实是一种干扰。
与陈先生交谈的众多话题中，印象最深的是诗。以下的场面对许多拜访者并不陌生：谈到高兴处，先生会站起身来，从书桌左面的书柜里，捧出几册线装抄本，那是他手录的自家诗集。每册封面上，均有著名学者为之题签。先生也常抄录几首新作，复印多份送给索要者，我也有缘得到过。而且贪心不足，更得寸进尺，1988年冬，又与平原一起登门开口，请先生亲笔书写诗作，单独赠送。现在仍清楚记得，先生将两叶以俊逸的行书写就的诗笺亲自送到我们的陋室，并兴致勃勃地逐首念诵说明所带给我们的感动。如今，先生已归道山，展观元气淋漓的笔墨，仿佛还能见到先生摇头吟哦的情景。其中一纸为抄录旧日所作七绝四首，全篇如下：
春花秋月媚幽姿，淡抹浓妆各自宜。要识西施清绝处，铅华洗净是冬时。（冬日西湖）
入冬池馆减芳菲，虎跑崖边拜虎威。高树鸟争红果落，山泉一路送人归。（过虎跑泉）
向阳翠柳尚飘丝，岁暮江南摇落迟。地近苏堤春意早，隔年先发海棠枝。（仲冬过“翠堤春晓”，见一枝海棠花发。）
休嗟岭外即天涯，再宿飞车便到家。亲制寒衣须暂脱，满城开遍紫荆花。（羊城寄北）
另笺书写的是《满庭芳》词一阕。录诗的笺纸左上角有些墨污，先生还为此一再道歉，自责老眼昏花，其以诚待人的恳挚令人铭感五内。
在陈贻焮先生看来，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会填词作诗是基本功；否则总是隔了一层，古诗的精妙处无法完全体会出来。据此，陈先生屡屡表示，愿意负起指导之责。反而是自己疏懒，辜负了先生的期望。可以勉强寻出的借口是，先生从诗到人，均属于“性灵派”。“性灵”讲究的是自然天成，该派大家袁枚即将“诗人”定义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故，非学力所能致。这也是先生为人难以企及之处。
陈先生指导学生，也并非一味“掌声鼓励”；入门以后，倒是以“严格管理”而出名。那时，中国女排正打遍天下无敌手，教练袁伟民也以训练从严博得首功。聊天中，先生便常以袁自比，具体措施是要求学生两周交一次读书报告。据陈先生叙述，其写作方式颇近于古人的札记，只须将读书心得随手记录下来即可，并不在意完整性。而此类笔记积累多了，问题与观点自然形成，论文写作也水到渠成。经此法训练出来的两位女弟子葛晓音与张明非，后来果然很有成就。
我虽然未得陈贻焮先生的嫡传，但对其要求之严格也深有感受。研究生阶段，我选修了陈先生的“杜甫研究”课，期末写了篇《杜甫律诗语序问题初探》的作业上交。题目有些取巧，而当时因受海外汉学研究的影响，自认为方法颇新。这一回，先生显然对我的文章不甚满意，尽管说得比较客气。意见总共两条，肯定的话是：“写得很认真，分析得也很细，有自己的心得。”批评的说法是：“偶一为之可也，但我认为这路子似乎窄一些，不宜多作。”我体会，陈先生主张治学必须功底扎实，研究生正当打基础时期，故应以厚重的选题为正路。这对我也是个有益的教训。搬家朗润园之后，陈先生很喜欢在后湖一带散步，也常可看到他在水边与儿童闲话。为写作三卷本《杜甫评传》，先生一目几近失明，因戏言“将一只眼睛献给了杜甫”，可我们都能体味出其中的辛酸。此后，先生只有一本《论诗杂著》出版，这对于通读过《全唐诗》的先生来说，输入与输出未免太不成比例，也令人感慨“英雄老去，机会方来”。“童心不泯”固然是陈先生的天性，但读书、写作艰难，也使先生只好选择了多休息的生活方式。
更糟糕的是，美国讲学归来，陈贻焮先生竟患了脑瘤。一颗勤奋思考的大脑，不得不因此暂停工作。１９９７年，我们７７级文学专业的同学毕业１５周年，请各位老师聚餐时，陈先生尚由夫人搀扶，勉力到学校南门外的全聚德相会。次年百年校庆时，原准备分头看望两位老先生的二十多名本班同学，也一齐拥入了陈先生家。不过，不是借助人多势壮，独自一人，我是不忍面对陈先生那永远面容和善、微笑着的脸。对学者来说，最残酷的事情是剥夺他读书与写作的能力。我于陈先生之病状深有感焉。
如今家里还有一张我为陈先生与平原君拍摄的合影。那是１９９０年秋，我们到张家界游玩。下得山来，正往车站行走，忽听有人招唤，原来是陈贻焮先生。他到湖南参加博士生答辩后，顺道游山，却与我们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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